北京晚报阴三

来源:简历下载 发布时间:2019-03-15 点击:

北京晚报阴三篇1:17首歌被列入“黑名单”,北京“阴三儿”火了!|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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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部昨日公布了一批网络音乐产品“黑名单”,要求互联网文化单位集中下架120首内容违规的网络音乐产品。
很多人可能纳闷,谁是“阴三儿”?在文化部列出的120首“黑名单”歌曲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他们的歌?今天仅从个人角度介绍一下“阴三儿”。
2008年,有两件美好的事情,一个是北京奥运(好空气、好交通),一个就是听到了阴三儿。
这一年,全中国人民都知道了一首歌《北京欢迎你》;这一年,北京不少乐迷还听到了《北京欢迎你回来》。当然,这样一首“正能量”的歌是不在“黑名单”上的。“2008北京就是您的家,在北京老外都爱说北京话,中国队的比赛跟我们一起喊加油。首都代表中国不需要任何理由,中国的功夫对美国的拳击,抡急眼了握个手咱们友谊第一。参加奥运会也不光为了赢得金牌,在北京玩高兴了,欢迎下次再来。不管走多远,北京都欢迎你回来。”
因为这首歌阴三儿还上了2008年的《西雅图时报》。
但是真正听到“阴三儿”的名字是一个老北京朋友推荐给我的《北京晚报》,没错就是位列“黑名单”第三位的那首歌。因为是自己做媒体的关系,那个朋友强烈推荐我听听这首歌。当初推荐给我这首歌的时候,是有点瞧不起我们媒体狗的。
记得听完这首歌,我却无法反驳(可以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百度一下歌词~)。

阴三儿终究是没有上《北京晚报》(这次“黑名单”事件例外),但却上了我当时所在的报纸!(年代久远,已找不到当时的图片了)没想到这一次的新闻却会再一次唤起我与阴三儿之间这首歌的记忆,看了看黑名单,确实有很多low款歌曲,就像李志说的“观众且不能因为一首歌被禁就抬高它的音乐性,电影小说等其他艺术也是如此”,所以今天单拿出来聊他们,也仅是封存自己的一段记忆而已。
阴三儿是谁?对于大部分北京的孩子来说应该更熟悉一点,很多小屁孩儿在他们还在因为羊肉串儿上的孜然撒少了都得跟师傅磕的年纪里就听到了他们的歌,他们唱的是老北京爷们儿身上不吝的劲儿。
▲ 陈昊然(前):初中上的日坛中学,后被迫转到劲松职高,没一个学期,又去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了十八年黑管,是三人当中学历最高的。曾经穿着燕尾服,打着发蜡,坐在音乐厅里演奏黑管。
▲ 孟国栋:“典型的白羊座,比较冲动”(孟国栋对自己的评价)。生在北京太阳宫地区,初中毕业后就在街上混,逃学玩游戏、打台球,还曾当过职业粉丝,为了是十块钱假装大喊大叫。
▲ 贾伟:“典型的狮子座,大王范儿”(孟国栋对贾伟的评价)。初三辍学,上过夜班,开过服装店,跟着几个老外在三里屯玩朋克,在北京各处淘打口带,打口CD,听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说唱经典。
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三个特喜欢玩的人,志同道合又不谋而合地玩到了一起”,组成了北京说唱组合阴三儿(IN3)。2006年出道,在发行专辑之前就已经上过当时还属小众的迷笛音乐节,2008年推出了第一张专辑《未知艺术家》。此后,又出过一张《本性难移》的专辑。
为什么叫阴三儿?据“学历最高的”陈昊然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意思是做人要‘阴’,不是北京话里‘阴险’的意思,而是含蓄、留点心眼儿,但不吹牛逼。”
两张专辑和一些零零散散的演出是这支地下乐队给歌迷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记忆,如今这几人也淡出人们视野很久了,能翻看的也就是一些留下的专访,他们在采访里聊中国的Hip-hop、以及回应“粗口”。
这么看“粗口”
贾伟:“我觉得我们的歌词还不是脏话,可能是粗口吧!因为脏话可能是那种确实特脏的那种,我们不说那种乱七八糟的脏事儿。我们都是挺俗的人,而且小时候教育我的人,我也从他们嘴里听到了脏话,自然接受了这些,没法避免的,我有时候撞了一下脑袋,我x,我肯定说特疼,就像现在这样,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在说脏话,这只是一个习惯用语。你说歌词讽刺幽默这可能是黑的一部分,有一词叫黑色幽默,它挺讽刺的,我们可能也那样,那是我们的方式。”
陈昊然:“也许我们的歌有一些粗话,有一些抱怨和不积极的语言,但我们的态度是积极的。我们说出来,就是要告诉大家很多事都有不好的一面,但我们不应该以坏的方式去做,有些事是要坚持自己想法的。”
这么看Hip-Hop
陈昊然:“我觉得有一点最重要,就是音乐这东西,每个人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就行,你认为好或者不好只是你认为的,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别人的音乐是傻B、缺儿的。因为都是音乐,都应该尊重。如果能具体说出哪儿不好、不赞同,是可以说出来的;否则,你可以说你不喜欢,但不能说不好,应该尊重音乐这个事。”
孟国栋:“深入Hiphop,我明白了黑人为什么要说唱,就是为了告诉白人他们不想当傻B,这世界不是光你们丫说的算,我想这么说,你们也得听着。黑人做到了,是值得大家尊重的。现在的很多人依然不尊重黑人,我想人只要接近了文明就不会这样,如果你参与了这个社会你就会知道应该如何尊重黑人,尊重他们的音乐。”
贾伟:“Hiphop是一种能够激发感情的音乐,它激发有激情的年轻人,我们也要激发他们更年轻的那种感觉。我们通过Hiphop提出问题,是这个社会让我们看到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要想的问题。”
这一次黑名单里的歌确实不少歌词会令人脸红到想钻地缝,但对于曾经听过阴三儿歌的人来说,他们的歌不仅只有Fxxx,比如那句“不管走多远,北京都欢迎你回来”也曾击中过孩子们的泪腺,正如前面所说,这只是分享个人的一段记忆,如今这几人也有娃的有娃,隐退的隐退,乐队也几乎未从“地下”走到过“地上”,微博上的信息是0,这几日以这样的方式重新闯入大家的视野,这场景也是有点玄妙。
 

北京晚报阴三篇2:百姓聊京城:北京晚报文选(三)


目录
(1)胡同街口的早点铺和饭馆--许志壮
(2)依稀往事在心头-- 周明
(3)歌谣与民俗-- 张善培
(4)王府里的学校-- 杨征
(5)北京的珍贵古玉兰-- 张宝贵
(6)南中轴地标-- 陈 溥
(7)老北京的腊八节风俗-- 张善培
(8)天桥老胡同拾遗--邱崇禄
(9)天桥为何不见“桥”-- 陈 溥
(10)风雨自得园-- 王密林
(11)寻找历史上的“方步亭”--杨 之
(12)老北京曾有哪些以“鸡”命名的胡同?--  户力平

(1)胡同街口的早点铺和饭馆
    话说,老北京人一见面就问:“您吃了吗?”仔细琢磨,这是一句流传已久的家常话儿。是客道,也是情分儿。您想,古老都城,通衢之地,人们见了面不打招呼相互间不致问候。如何相称得上“礼仪之邦”这几个字呢?也是作为北京人丢面子不光彩的事儿啊。
    说到吃。我感觉随着生活的改变,人们越来越难说出想要吃什么了。
    说到这里,又引出另外一句问话:“吃什么?”另一位回答:“随便。”
    我的天啊!我曾经就十分郑重地指出:“随便?这是什么饭菜?还真没法儿做。”
    这虽然是一句儿戏话,也说明如今已是吃穿不愁,肚里油水大,嘴头子吃“刁”了。
    做饭吃菜别说众口难调,就是一两口也难调。至今,我依然留恋原先胡同街巷,那一家家门脸不大的早点铺。光说炸油饼的诱人香味儿,十几步开外都能闻得到啊!老北京人对这早饭,惯称为早点。是点补点补的意思,一般是外面(出)解决的。所以老北京人称:早点铺;现如今也是称:小吃铺(店)。
    儿时,出街门向胡同东口就开着一家南柳巷早点铺。一间长条临街铺面房,几张白茬木桌。笸箩里光烧饼就有芝麻烧饼、马蹄烧饼、螺丝转烧饼、油酥烧饼、糖(火)烧饼和大火烧。现炸现卖的有油饼、糖油饼、油炸鬼(老北京话儿油条),还有白搪瓷盘里的糖耳朵、炸麻花、炸薄脆、炸焦圈。冒着热气的有豆浆、豆腐脑、炸豆腐、油茶面。着急上学的上班的,买上三分钱一个大火烧五分钱一个炸油饼,一裹(夹)。如果追溯源头上说,那叫:“掌柜子,来一套煎饼夹果子。”一顿早点就齐活儿了。
    听炸油饼的大师傅说过:这油饼从配料到水温,精盐、明矾添加多少,如何搋面、醒面都有讲究。再说这油饼的大小,行内有四六寸儿的比量(尺寸的意思)。炸出的火候讲究匀称,上色(发shai的音)。时下有些炸油饼的个头如烙饼大,不上火候白不跐咧的,用业内的话说叫不“入行”。别小瞧了炸油饼的,那也是一门子儿手艺。
    以上说了四五十年前的早点铺。我还要说说胡同街面的饭馆,讲究一些的称为饭庄,没有眼下食府、酒家、海鲜城这样的叫法。当然了什么东兴楼、“八大楼”、悦宾楼;砂锅居、同和居“八大居”,须另说。那年间,居家过日子以勤俭持家为标准。外出工作办事,也是炒饼炒面的简单凑合一口。不像现在动不动家里人就到外面“撮一顿”,朋友同事“聚一餐”。那时,孩子上学,家长又都是双职工。中午没时间回来一家人凑一起做饭吃。为此,街道政府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动员社会的食堂饭馆协助开办学生餐。类似如今许多学校开办的小饭桌。我和同学们,就是吃饭馆学生餐长大的一代人。我记得上小学时,就餐在琉璃厂东口路北的西琉璃厂饭馆;上中学时,就餐在菜市口路北的致美斋饭庄。
    这致美斋,开在菜市口大街上,是一家上海迁京的风味饭庄。隔壁,向东是百年老号鹤年堂中药店。马路对面,是菜市口新华书店。这家饭庄,高台阶玻璃门窗。每日里从早到晚,可说是顾客盈门。早点有着鲜明的南方人口味特色如馄饨、咸豆浆、阳春面。主食有麻团、梅菜包、米饭裹油条等。我们几个在这里吃中午饭的学生,一放学就结伴往南穿过校场口,再走过车子营胡同便来这儿吃午饭。一到此时,饭庄就辟出一张饭桌留给学生。还专门安排一名服务员阿姨照顾和负责登记。那个年代,学生中午饭的花销两到三毛钱。一般是一菜一饭,有时是一个盘子里有两样菜。致美斋,是著名饭庄著名厨师做出的饭菜,就是好吃。而且一个星期内,保证不重样儿。每次吃过饭,服务员阿姨就会拿出一个横格登记本让吃饭的学生签名。一个月下来,等待大人根据签字来结账。不但要交纳人民币,还要收取粮票。
    在这里吃饭,有时一边吃一边看热闹。几个学生凑在一起饶有兴趣地议论吃饭的人,议论市井趣事儿。慢慢地与服务员阿姨混熟了,有时她也会同意自己做主点上一个菜吃。记得,致美斋饭庄做出的上海阳春面、小笼包子和狮子头、糖醋排骨非常的好吃。那时能够吃上这样的一顿饭菜,真可谓是“美味佳肴”。您想,一个学生多大半天上了四节课,早已是饥肠辘辘的。来到饭桌前,印着致美斋字样的白瓷碗里,一大个嫩嫩的狮子头,还有垫底绿绿的鸡毛菜(上海小油菜的一种),外带一碗大米饭。连话都不说风卷残云般就开吃,而且连汤碗里的菜汤都拌和米饭吃个精光。不过,自己点菜,在大人们每月结账时是会被发现的。
    记得那时孩子大人们的中午饭(时下被称为工作餐),有些是来到胡同街口饭铺饭馆。大多是来上一盘子炒饼、炒面或是几个包子一碗汤,就齐活儿了。同时,吃饭绝对不许浪费一粒粮食,饭碗里剩下几粒米饭粒儿也要扒拉干净。细想为什么能够做到,一是全社会都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自打一小就记住了;二是,口粮是定量的要凭粮票购买。您就是吃顿早点,买上一个油饼一个大火烧,也要收取二两粮票。
    现如今,您去饭店餐厅,装潢富丽堂皇,服务热情周到。吃饭,再也不会收取粮票;一家人吃饭,饭菜变着花儿样地精挑细选;三五好友聚会,口味儿是天南海北尝遍四方。
    插图 王金辉H120
(2)依稀往事在心头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开始,我曾在东单小羊宜宾胡同5号作协宿舍大院住过几十年。当时,我们这个院的前身是《人民文学》编辑部,后来编辑部随中国作协迁到王府大街新建的文联大楼后,这座大院便成为作协宿舍院。院内先后居住过黄秋耘、王景山、吕剑、张天翼、秦兆阳、葛洛、沈从文、闻山、申述等作家、诗人,我和崔道怡、萧德生等几位年轻编辑也住在这里。离这座四合院向西不远处的东单煤渣胡同内,便是著名作家赵树理的家,因为距离近,我又在《人民文学》编辑部工作,所以我常有机会去赵树理家,或去看望他,或去找他约稿,向他请教。
    煤渣胡同并不长,赵树理的家就在胡同东口路南一座不大的独门独院,对面是人民日报社的家属院。今年春节前夕,我去东单路过煤渣胡同时,不由得停下脚步,想起几十年前我到这里拜访赵树理的情景。而当我走进煤渣胡同时,发现赵树理旧居已不复存在,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座崭新的高楼,楼顶的标牌写着“门诊楼”三个醒目的大字——现在这里是协和医院的新门诊楼。
    站在既熟悉又陌生的煤渣胡同,霎时,一些往事涌现眼前。
    1957年秋天,我到煤渣胡同拜访赵树理,刚一进门,只见他的小儿子三湖正在院里和几个小朋友玩耍,见我来说爸爸开会去了还没回家,我便和赵夫人在院里聊起来。我问起赵树理女儿广建在农村的情况,因为前不久我从报纸上看到赵树理给女儿广建的《愿你当一个有文化的青年社员》的信后,甚为感动。赵夫人说广建下乡后表现很好,现在已担任了副社长,生产情绪很高,前段时间还回北京给公社买了技术书和一些花、树种子。广建由开始并不安心去农村生活,到如今被选为副社长,可是经过一番磨炼的。
    正当我们聊天的时候,赵树理回来了。一听我们谈广建的话题,他说:“生活在农村的人,是多么需要知识,需要知识分子啊!”
    赵树理,作为来自农村、长期生活在农民群众中,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作家,对农村、农业、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记得1961年1月,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里,我穿着一身厚重的棉衣,从北京出发,先乘火车到山西侯马,而后转乘长途汽车抵达沁水县城——这是赵树理的家乡,他到这里挂职县委副书记,在此深入生活。我那次去是向他约稿,同他商量为《人民文学》写一篇能在国家暂时困难时期鼓舞人心的作品,这个想法也是他不久前来北京开会时对我们谈的。
    沁水是一座小县城,四面环山,抵达时天已近黄昏。我找到县委,一问,赵树理正在开县委常委会。散会后,我们一见面,他紧紧握着我的手,风趣地说:“行路难,行路难,尤其是到我这穷山沟,快先到招待所住下。”招待所的服务员一听我从北京来,又是赵书记的客人,特别热情。而且提起“老赵”(当地人对赵树理的亲切称呼),主动向我说起了许多有趣的往事。他们说我今天能够这么快见到“老赵”,算是运气好,因为平时他很少在县城,净往乡下跑。作为县委副书记,“老赵”在县委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室,一年中的多半时间都在农村,在农民群众中。
    当晚,他说带我出去走走,看看沁水的“市容”。沁水县城东西长、南北窄,山岭多属于中条山脉和太岳山脉,县城里有两条河汇入,一条梅河,一条杏河。城区环境秀美,空气清新。我们边走边谈,某个公社某个村的生产情况如何?哪个公社的口粮分配存在什么问题?哪个生产队的小麦种子需要调配啦,哪件农具需要改造啦,哪个村的哪家社员有病需要治疗啊,某队哪家媳妇临近生产需要鸡蛋、红糖补养喽……他都一一记在心上,并帮助人们设法解决。
    言谈中,他满怀感情地重点向我介绍一位在他认为是实干家的潘永福。他说,潘永福是一位1941年参加革命的工农出身的干部,年轻时由于家境贫寒常在外打短工,练就了一身硬骨头。他担任过村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现在是县工会主席,几十年来一直工作、生活在农村,同农民在一起。目前国家正处于暂时困难时期,潘永福更是带领群众苦干实干,克艰攻难,战天斗地,大家备受鼓舞。赵树理说要写就写这种人物。第二天一清早,赵树理领着一位农民模样的老汉来到招待所,向我介绍说:“这就是老潘。”随后我们攀谈起来,老潘的事迹确实感动人心。果然,不久后,赵树理的一篇报告文学新作——《实干家潘永福》在《人民文学》1964年一月号刊出,很受读者欢迎。
    那时候,每次当赵树理从北京回到农村,刚一进村,便被男女老幼围拢起来,问长问短,说东道西。有的向他报告村里的新闻,有的告诉他眼前出现的困难和问题。这家老婆婆邀他去,那家小媳妇拉他走,都希望他去自家的热炕头坐坐,拉拉知心话儿。他是一位扎根在泥土中的作家,他的作品无论是长篇小说《三里湾》、《李家庄的变迁》或中篇小说《李有才的板话》,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锻炼锻炼》、《卖烟叶》等,都源于生活,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且富于生命力。
    赵树理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作家。他十分热爱民间戏曲和曲艺。农村春耕秋播季节,他会在田间手扶犁杖、扬鞭翻地,边走边吆喝牲口,扯着嗓子高唱上党梆子呢!他会吹会拉会弹会唱,沁水农民都喜爱这个亲切而平易的“赵书记”。听说“文革”中,他每次被批斗回家后,依然自演自唱、自得其乐——以家里的地板当舞台,操起鸡毛掸子当马鞭,嘴里喊着锣鼓点,一圈一圈地跑园场,逗得小外孙也跟着他屁股后面转悠。他那是苦中作乐啊!
    1949年以后,赵树理曾在霞公府5号的北京市文联工作多年,那时老舍先生是主席,他是副主席,同在一起工作的还有汪曾祺、邓友梅、葛翠琳和王亚平、林斤澜等几位青年作家。他们在市文联协助老舍料理日常工作,创办和编辑新中国第一本曲艺刊物《说说唱唱》,影响了一代曲艺工作者。后来他又担任中国曲协的负责人,对新中国曲艺事业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当时,他虽然家在北京,却始终心在晋东南,根在农村,一年中的大半时间都在农村,跟农民群众在一起。
    为了永远的纪念,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花木葱茏的庭院里,有一座赵树理的雕像,常有读者前往瞻仰,向他致敬,献上一束束鲜花。人们不会忘记人民作家赵树理。
    哦,依稀往事,在心头……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
(3)歌谣与民俗
    ■张善培
    二月二
    今天是农历的二月初二,老北京人俗称“二月二”,它也称青龙节和龙头节。
    农历二月初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节日。帝王将相,会在这天举办盛大的祭祀典礼,祭祀先农,祈祷五谷丰登;而平民百姓则会在这一天举办各种活动,其热闹程度不亚于春节。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关于这一天有非常多的传说,并衍生出多种多样的习俗。
    除了人们广为熟知的“二月二剃龙头”这一习俗,旧时的北京城,人们会在这一天去土地庙祭拜土地爷;嫁了女儿的人家,这一天会把女儿接回来团圆;人们还要制作一些特殊的食物,表达对神灵的敬意;农历二月正是春意勃发的日子,这一天也是踏青游玩的好日子……
    1 帝王祭祀先农
    龙在我国各民族人民心中有着极其崇高的地位,古代先民们认为龙是祥瑞之物,更是和风化雨的主宰。
    因此,自古以来,民间就有很多关于龙的传说。相传龙头节最早起源于伏羲时期。伏羲氏“重农桑,务耕田”,每年二月二这天,“皇娘送饭,御驾亲耕”。后来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纷纷效法先王。到周武王,不仅沿袭了这一传统做法,而且还当作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来实行。这一制度被世代延续,明清两朝,二月二这天,祭祀先农和皇帝亲耕成为重要的祭祀典礼内容。
    皇帝率百官到先农坛祭祀先农神并亲自耕田,有严格的制度规定。明制是皇帝右手扶犁、左手执鞭,往返犁地四趟;清制改为往返犁地三趟,然后,从西阶登观耕台,观耕结束后,由东阶退下。
    至今仍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的《雍正帝祭先农坛图》就描绘了雍正皇帝出宫至先农坛祭先农神的礼典以及皇帝作示范性演耕的情景。
    据有关史料记载,为了保障亲耕典礼的顺利进行,清代皇帝在耕耤之前,都要事先进行演练耕田。圆明园以及中南海的丰泽园,是当时两处重要的演耕场所。
    有意思的是,嘉庆皇帝有一年亲耕时,还闹出过笑话——碰上了“不听话”的耕牛,牛将亲耕典礼变成了闹剧。当时,嘉庆来到先农坛亲耕,碰巧顺天府所备耕牛不驯服,一时发起了牛脾气,死活不肯耕地。顺天府换了很多头耕牛,嘉庆还是无法驾驭,最后在御前侍卫的帮忙下,勉强耕了三个来回。嘉庆完成礼仪后,又命官员去耕地。这些官员不会耕地,无法驾驭耕牛,因此使得耕牛四处逃跑。嘉庆十分震怒,当天就向军机处发了上谕:“耕耤为劭农大典,顺天府供备牛只,平时不勤加演习,玩忽从事。著将专司供办之大兴县知县沈守恒、宛平县知县张洽俱先行革去顶戴,交部严加议处;顺天府府尹费锡章系专辖之员,著交部严加议处。”
    不过,在民间,关于二月二的俗语以及习俗越来越丰富。比如,“二月二,龙抬头,龙不抬头不下雨”,意思就是龙抬头意味着天地交泰、云兴雨作而万物生长。另外,唐代以后,北方部分地区把二月初二认为是“迎富贵”的日子,流传有“二月二,龙抬头,金子银子满地流”的俗语。
    这些虽是俗语,其实也有一定的道理。我国农历二月时,气候已转暖,春回大地,正是农事之始与春耕播种之时,古今人们都祈望着新的一年农业丰收。同时二月二也是惊蛰节气前后,百虫蠢动,而当时的科技不发达,人们只好企盼着龙出来镇住各种毒虫。
    到了明清时候,北京城有着非常多的歌谣、民俗与食俗等内容,有一些还留存至今。
    “二月二,龙抬头,天子耕地臣赶牛,正宫娘娘来送饭,当朝大臣把种丢,春耕夏耘率天下,五谷丰登太平秋。”这是笔者年少时唱过的一首民谣,它写在家中一幅名为“皇帝耕田图”的年画上,年画上画的是身穿龙袍的皇帝手扶犁把躬耕籍田,大臣一手提着竹篮一手撒种,那牵牛的则是一位七品县官,画上还画着提篮送饭的皇后和几个宫女。这张年画儿极具情趣,六十多年过去,仍记忆犹新。
    2 百姓敬土地神
    民间传说中,虽然土地爷在众多神仙中不怎么显眼,但先民们却认为“万物土中生,地能载万物”,于是在人们心中将土地奉为神,尊土地爷为“社神”。传说治理洪水的大禹,在死后被尊为“社神”,社神被玉皇大帝派到人间专管人间土地及有关事务。
    每当立春后的二月二这天,家家户户都向供奉的土地爷像或自家制作写着土地爷名讳的灵牌焚香祭拜,这一天,人们还要杀猪宰羊,雇戏班子演戏,热闹好几天,这是最初的“社戏”。
    土地庙在民间一直备受百姓的欢迎。旧时,四九城的城乡村镇乃至农家院到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土地庙。据《乾隆京城全图》记载,昔日北京城有40多座土地庙,但实际上北京的土地庙远不止此数,这还不包括三圣庙、五圣庙、七圣庙等庙宇中的土地神。
    老北京宣武门外曾有个三层大殿的大土地庙,清光绪《顺天府志》载:“每旬之三有庙市,游人杂沓,与护国、隆福两寺并称胜。”这里举办的庙会,是老北京五大庙会之一。这是大的土地庙,还有很多小的土地庙,据《海淀古镇风物志略》记载,当年在老虎洞西口路北拐角处的利顺祥烟铺后院,有一处用石头垒砌的小洞,洞中有一座小土地庙。笔者曾居住过的一个胡同里,也有小土地庙,庙里奉供着一个土地爷,常见人在小庙内焚香叩头。
    当然,当时级别最高、规模最隆重的,要数皇家的土地庙——“社稷坛”(中山公园内)了,它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地神的地方。社稷坛是一座三层的方台,每层都有汉白玉石栏杆围绕,祭台的地基也全部用汉白玉石铺垫。台上按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分别铺设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土壤,所以也称作“五色土”。
    旧时的二月二木版年画
    3
    剃龙头与回娘家
    关于二月二的习俗,现在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二月二,剃龙头”,这一习俗延续至今。一到农历二月初二,北京城大街小巷的理发馆里人满为患。
    这个习俗为何如此盛行?因为在民间,流传着另外一句俗语:“正月里不剃头,剃头死舅舅。”所以很多人在腊月理完发后,一个月都不再去理发店,只能等到农历二月份才去理发。
    不过,“正月里不剃头,剃头死舅舅”属于误传。当时,清军进入北京城后,曾传令原汉族民众一律学清满族人,剃光头只在后脑留个辫子。但汉族百姓心里并不服气,每次剃头时必想起曾经的满头黑发,所谓“剃头思旧”,后来以讹传讹就变成了“剃头死舅舅”。
    关于“二月二儿剃龙头”也有故事。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巡访游乐后回京师途中,游船停靠在天津卫,他看见有些农家的小孩在剃头,乾隆想起那天是二月初二,灵机一动也想剃头,他下谕旨后随行官吏急忙找来天津卫最好的剃头匠,但来了几个都没剃成,皇帝都不满意。原来过去给皇上剃龙头,剃头匠是不许一只手按着皇上的头,一只手拿剃刀剃的,天津卫的那几个剃头匠不懂这规矩。后来找来个懂得此规矩的剃头匠,剃好了乾隆的头,乾隆一高兴给了好些奖赏,剃头匠领了赏赐高兴而去。此事儿传至四九城,就成为“二月二,剃龙头”的习俗。
    其实,在二月二,民间还有很多习俗。古人认为龙是鳞虫之长,龙出则万虫伏藏。元人欧阳玄写的《渔家傲》词中曰:“二月都城春动野……引龙灰向银床画”。清人潘荣陛在他写的《帝京岁时纪胜》中也载:“二日为龙抬头日,乡民用灰自门外蜿蜒布入宅厨,呼为引龙回。”意思是说,二月二这天一早,人们用细炉灰或石灰从大门街外井台开始一直撒向房中床脚,再沿墙根撒向灶台边,是为了“引龙回”,让神龙镇住各种害虫,至今北京一些农家仍有此习俗。
    《燕京岁时杂咏》曾有这样的描述:“祭饼熏床虫子收,青龙今日定抬头。”这句诗写旧京百姓家于二月二龙抬头这天用油煎春节剩余的面食供品,以油炸味儿来熏屋子熏炕,俗曰熏虫儿。除此之外,老北京也有“敲呀敲,敲炕头,金子银子往家流。敲呀敲,敲炕沿,蝎子蜈蚣不见面”;“二月二,扫炕席,清清爽爽到年底”;“二月二,照房梁,蝎子蜈蚣不下墙”以及“二月二,扫锅底,省柴省火不费米”等众多民谣民谚。
    “二月二,接宝贝儿,接不来掉眼泪儿”,这句歌谣说的是老北京城二月二的一个传统民俗:接出嫁的女儿回家。旧时,新婚不久的男女,正月里媳妇必须在男方家里,因此,正月后二月初二这天,娘家要去接回女儿,让女儿在家住上几天。接女儿时,父母常在大门外迎接,并用已制作好的年糕或花糕贴在女儿的额头上,母亲还会说一些“盼我女儿家日子越来越红红火火,节节升高”之类的祝福话。女儿回来时,也会带丈夫家新磨成的玉米面或白面倒在自己父母家中的粮仓内,以示给娘家填仓,这个习俗至今在一些农乡里仍有传承。
    4
    吃春饼及爆米花
    除此之外,二月二还流传着众多在饮食方面的习俗,吃春饼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春饼是用温开水和面揪成一个个小剂儿,在两个剂儿的一侧抹上些香油,把两个连一起,擀成约七寸见圆的面饼,放在饼铛上烙熟。由于烙出的薄饼上留有很多烤烙出的糊点儿,非常像龙身上的龙鳞,故称为龙鳞饼。这天,常吃的食物也冠以龙的特征,比如吃饺子叫食“龙耳”,吃面条称为吃“龙须面”,吃馄饨吃元宵叫吃“龙眼”,吃米饭称为食“龙子”。吃馒头或春卷儿叫吃“龙蛋”,吃鸡爪子也被称为吃“龙爪”。
    除了吃春饼,这一天人们还要吃猪头和鱼头。自古以来猪头是祭奠神祖的供品,人们将猪头视为龙头来奉祭,是吉祥兆头的标志,不是随便能吃的食材。民间过年从腊月二十三起就开始改善伙食,杀了猪后每天饭菜都会有点肉,待正月过完,肉也吃完了,就剩下祭奠用的猪头,正好二月二时,就把祭祀用的猪头拿来食用,由此形成了这样的风俗。
    当时,也有百姓家选择吃鱼头的,这取自于“鲤鱼跃龙门”的典故,其寓意为吉祥福顺。还有人家会在这天用发好的白面擀成长片,放入拌好的肉馅,然后卷成似龙的长条,放入笼屉,蒸熟后全家分食,人们称为“吃懒龙”,意思就是吃了似龙状的食物可以解除春困与懒惰,抖起精神过好日子。
    有趣的是,北京人最爱吃的美味小食品爆玉米与“二月二”龙头节还有联系。传说武则天“立周”称帝后,惹得玉皇大帝震怒,便传谕四海龙王在三年内不得向人间降雨。龙王看到人间因干旱而饿殍遍野的惨状,他偷偷地为人间降下雨。百姓得救了,而他却被玉帝打下凡间压在五台山山底下受刑,并立石碑曰:“龙王降雨犯天规,当受人间千秋罪。惹想重返灵霄阁,金豆开花方可归。”人们为报龙王降雨救命之恩,到处寻找开花的金豆,可哪里都找不到。到了二月初一这天,正逢赶集之日,有个老婆婆赶集去卖玉米,袋口松开金黄金黄的玉米籽撒了一地。人们看到后想,这不就是金豆,炒炒不就开花了吗?于是大家在二月二那天各家各户都在大院内支起锅爆炒起了玉米,并在院中设案焚香,拜奉龙王。玉帝在天上向下一看,那金豆真的开花了,遂将龙王免罪释放。打这以后每年的二月初二,老百姓都爆炒玉米花吃,边吃口里还唱念着,“二月二、龙抬头,大囤满、小囤流”以企盼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
    还有一首诗云:“祭饼薰床虫子收,青龙今日定抬头。剪金贴额邀神眷,还约拈香到涿州。”意思是说,在二月二,人们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额头上都贴满了金子,然后到涿州的碧霞元君庙烧香奉拜,以祈求吉瑞祥福,故二月二也被称为踏青节。
    另外,自明清以来,二月二这天,北京城周边的乡村都会办祭祀龙王的活动,民间的香会也在龙王庙内外出演社火,演出舞龙与舞狮等精彩节目,企盼龙抬头后下雨滋润大地,农作物大丰收。老百姓家里也会用彩纸剪些猫、鸡、葫芦以及“福”字等图案作为镇物,然后贴在屋墙或玻璃窗上,意思是让猫逮老鼠,让鸡啄吃害虫,企盼着吉祥如意。
    补白
    二月初还有中和节
    古人认为太阳是万物之灵,因此祈祷丰年时,自然少不了祭祀太阳神。古人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据《唐书·德宗纪》记载:唐德宗时的宰相李泌曾上书请立二月初一为“中和节”,得到德宗李适皇帝准奏,于是自贞元五年(789年)起,便有了“中和节”这个节日。
    太阳宫庙祭祀太阳神
    唐德宗非常重视农业,他在这天祭祀太阳神,赐百官农书以示务本,官员这天还要休假一天。至明清时,祭日改在春分节时举行。
    历史上北京城曾有不止一座太阳宫庙宇,而东直门外的太阳宫较为有名,其庙不太大,有山门一座殿堂三间,殿内供奉着包括太阳神在内的神像,老北京时逢正月初七及二月初一中和节时,纷纷至此焚香祭祀太阳神,祈祥福求平安与五谷丰登。如今太阳宫庙早已无存,人们只能通过太阳宫公园、太阳宫地铁站等地名怀念当时的太阳宫。
    明代嘉靖年间,在北京城南的左安门内大街也建有个太阳宫庙,此庙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载:“二月初一日,太阳宫庙会,凡三日,宫在崇文门内南岗子,平日极为荒凉,一年只此三日,庙外有走马场……”当时二月初一至初三,太阳宫开庙三天,百姓纷纷前往焚香膜拜。游人香客云集, 庙前亦有集市, 并有赛马赛车等活动,热闹非凡。
    此太阳宫于清顺治五年(1648年)时重修, 前后有两层大殿, 殿内供奉着太阳星君神像,又因古人笃信金鸡啼呜呼唤太阳升起,所以太阳宫前殿中还塑有一只雄鸡。笔者曾住在崇文门外,1949年后,曾与小伙伴去找寻位于左安门内大街附近的太阳宫,只见庙早已破旧倾颓,1954年这座宫庙被拆除, 原地修建北京体育馆等建筑。
    家家户户“请”太阳糕
    在“中和节”祭太阳神时, 老北京有供奉太阳糕和“送钱粮”等民俗活动。
    清人潘荣陛的《帝京岁时记》载:“京师于是日以江米为糕,上印金乌圆光,用以祀日,绕街遍巷,叫而卖之,曰太阳鸡糕,也称太阳糕。其祭神云码,题曰太阳星君。焚帛时,将新正各门户张贴之五色挂钱揭而焚之,曰太阳钱粮。”旧时的老百姓,在这天日出时,要在庭院内面向东方设香案,供上“太阳鸡糕”,与太阳神像,焚香膜拜太阳星君。按照古代“男不拜月,女不拜日”的礼制,祭祀要由男性家长率男性家庭成员向太阳神礼拜。
    太阳鸡糕是由江米粉蒸制而成,即将米粉摊平垒放成多层,在层之间撒些黑糖或豆沙馅和青红丝,切成两寸见方的块儿,每块插上用米粉捏成的五彩金鸡,上屉蒸成。太阳糕最早是在清代宫门口外的“袁记斋”年糕铺制作出售,后来还传到了宫里。
    每到中和节前,很多商贩都要到“袁记斋”批购太阳糕,然后串街走胡同吆喝着:“供佛的太阳糕哟!”听到吆喝后,四合院里的主妇们走出门去买,不过在买太阳糕时,不说“买”,而说“请”太阳糕。后来京城的饽饽铺亦在上元节后开始制作出售太阳糕。太阳糕上印有金鸡红色印图,非常好看。这些祭祀用的太阳鸡糕,当太阳西下时,就成了孩童们可口的美食。
    所谓“太阳钱粮”,是中和节的另一民俗。旧时,春节期间,家家都讲究“尚红”,屋内外贴满春联、条幅、福字等,佛堂及居室内也悬有吉祥挂笺,而到正月底时, 过大年就算过完了,故要在二月初一这天对室内外进行一次大扫除,把旧的春联、福字揭下,在傍晚时向着太阳一起焚烧礼拜,老北京称这是给太阳生日送的“钱粮”。
    另外,旧京的皇家及满族王府内,中和节这天要按旧习祭祖、祭天、祭太阳神。祭祀时,杀牲祭拜,吃无盐的白肉,他们把这天称为“吃肉节”。皇宫的献牲活动由皇后在坤宁宫内主持,宫内设宰割场, 祭祀后将白肉切成薄片分给后妃等人蘸着作料吃, 此活动是保持狩猎民族的古规,寓意有福同享。
    京城百姓在这天,也有饮酒贺佳节的食俗,称为饮“中和酒”。另外,还有用青布口袋盛上百谷干果向亲友邻朋互赠之俗,时称“献生子”。
    如今人们早已不再祭神, 但仍传承着吃太阳糕之俗,比如,每逢中和节前,北京老字号稻香村食品店会供应以糯米制皮,上面画着太阳与鸡的图案,内包有枣泥、瓜子桂花等馅的太阳糕。  张心笛  
(4)王府里的学校
    1909年,斗公府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如今为鲁迅中学。
    ■ 杨征
    又到了开学季,往日平静的校园充满了欢笑。熟悉北京的读者都知道,有一些学校的校园,建在古色古香的建筑里。初春时节,典雅秀美的校园春意十足,加上琅琅读书声,呈现出勃勃生机。追溯这些建筑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们都有着不小的“来头”——明清时期的王府。最令人熟知的要数新文化街的克勤郡王府,现在是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校园,而与它相邻的鲁迅中学,校园同样也是一座王府:斗公府。还有方家胡同小学等学校,也在王府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校,虽然校园不是古色古香的建筑,但其前身却是名副其实的王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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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帽子王府”传来读书声
    说起北京的王府,不少读者都听说过“八大铁帽子王府”。它们是清初为有着赫赫战功的八大王爷修建的府邸。在此后的数百年间,这些王府有的不见遗存,有的得以幸存至今仍为人们使用,有的甚至还传来琅琅读书声。
    在了解王府现状前,先来看看八大王府的历史。
    铁帽子王是清朝的一种封爵制度。铁帽子王比一般的亲王享有更优厚的待遇和特权。清朝共有12位承袭爵位无需降等的“铁帽子王”,其中八位是在清朝开国之初立下战功的皇亲宗室,因为他们功勋卓绝,所以获得世袭罔替的永久封爵,同时还享有配享太庙的殊荣。这八家王爷在北京城有自己的王府,分别是:礼王府、郑亲王府、睿亲王府、豫亲王府、肃亲王府、庄亲王府、克勤郡王府、顺承郡王府。
    礼王府如今所在地是西黄城根南街7号、9号。明代是崇祯皇帝的外戚周奎的私宅。清朝入关后,此地便为礼亲王、清太祖努尔哈赤次子代善所有。此后封号有所变化,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代善的后代恢复礼王的封号,遂改称礼王府。嘉庆十二年(1807年)王府毁于火,由当时的礼亲王昭连集资于原址重建,即现存之邸。礼王府规模宏大,占地广阔,重门叠户,院落深邃。
    郑亲王府位于西单大木仓胡同北侧。最早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同母弟舒尔哈齐的第六子。他从小由努尔哈赤抚养,并追随努尔哈赤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郑亲王。郑亲王府的花园,被认为是清代北京最美的王府花园。花园在西路,乾隆年间建成,名“惠园”。园后为雏凤楼,前有水池,后有瀑布,意境极美。北京有句老话说的是,“礼王府房,豫王府墙”,就是说礼王府的房子多,豫王府的院墙高。清朝末年,郑亲王后代因债台高筑,便将王府抵押,当时,中国大学买下了郑王府。1949年后中国大学停办,郑亲王府现为教育部使用。
    睿亲王府共有两处:一在东华门大街迤南普渡寺一带,一在外交部街。前者是睿亲王进北京后的住所,后者则是乾隆年间恢复睿亲王世爵后的新府。睿亲王即清初的摄政王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清太宗皇太极之弟。老睿亲王府如今是南池子胡同的普渡寺(在《宸垣识略》等多部记述北京历史地理的资料中,均写作“普度寺”)。
    豫亲王府在今天协和医院的位置。最初的“豫亲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多铎。1916年末,为了维持家族庞大的开销,有近300年历史的豫王府,不得不卖给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美国人拆除了王府全部建筑,请中美两国的专家设计,修造了中西合璧的协和医学院及附属医院。值得一提的是,协和医院大门外的一对卧狮是北京清代王府门前为数不多保存完好的卧狮。
    肃亲王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一个皇子,从乾隆十五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上来看,当时肃王府还称为“显亲王府”。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恢复肃亲王世袭封号,从此就一直称呼为“肃王府”。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肃亲王府沦为日本使馆,后来在战火中被摧毁。
    庄亲王府原在西四北太平仓,向北直到麻状元胡同。顺治元年(1644年),皇太极第五子硕塞被封为承泽郡王。顺治八年(1651年)因功晋为亲王。硕塞第一子博果铎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袭亲王,改号曰庄。此后均以庄亲王承袭。庄亲王载勋曾在王府设立拳坛。八国联军入侵,其府被焚。上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李纯及其弟买下庄王府,后把庄王府拆除,并将建筑的各个部件编上号码,运至天津重建。
    顺承郡王府为清代现存规模较为完好的一座郡王府,系礼亲王代善后代勒克德浑的府邸,顺治五年(1648年)勒克德浑晋封顺承郡王,顺承郡王府的名称也因此而来。顺承郡王府在民国年间,一度为张作霖的大帅府,1949年后为全国政协办公地。顺承郡王府一直保存完好,上世纪末,全国政协礼堂修建新楼,顺承郡王府搬迁异地,在朝阳公园东侧复建,即今日“郡王府”之所在。
    而克勤郡王府,则是八座王府中唯一一座作为中小学校园的王府。第一位克勤郡王名叫岳讬,他是礼亲王代善的长子,清太宗皇太极之侄。岳讬死于沙场,被封为“克勤郡王”。清军入关后,在西城石驸马大街(今新文化街)专门为岳讬之子罗洛浑兴建了王府(也有说法是此府是在明代宣宗皇帝驸马石璟府邸基础上改建),这便是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克勤郡王府。
    真正使得这座郡王府名气大扬的,还是岳讬的五世孙平郡王(自罗洛浑之子罗科铎开始,克勤郡王改号为“平郡王”)福彭,他深受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皇帝的喜爱,乾隆皇帝幼年读书时,福彭还作为伴读陪侍其左右,可以算得上乾隆的“发小儿”。乾隆皇帝即位前所写的诗歌汇总后编印成《乐善堂文钞》,还专门请福彭作序。当然除了自身表现出色之外,福彭还有位大名鼎鼎的表弟——曹雪芹。有红学家认为,克勤郡王府中,有宁荣二府的缩影,而这位福彭王爷,则多多少少有些像《红楼梦》中的北静郡王。
    值得一提的是,克勤郡王后人的命运,似乎在冥冥之中印证了红楼梦的故事情节。首先是福彭晚年失宠于乾隆皇帝,之后克勤郡王这一支再也没有大的起色,有两代郡王甚至遭到了削爵的惩处。而末代郡王晏森,由于生活窘迫,在民国初年将王府卖给了香山慈幼院的创始人、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而这些卖王府的钱最终也被他花光。到最后为了维持生计,这位当年的王爷,被迫干起了拉洋车的行当,因此民国时,人们把克勤郡王戏称为“车王”。
    如今克勤郡王府由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使用。昔日的王府经过改造,成为了宽敞明亮的教室。当今天的孩子们在教室里读着《红楼梦》的时候,可曾会联想到这座和《红楼梦》息息相关的王府的往事呢?
    在清朝时期,克勤郡王府向东不远,有一处斗公府。这位“斗公”,说起来也是克勤郡王这一支的族人,他名叫斗宝,是岳讬的玄孙,和福彭的父亲讷尔苏是平辈。乾隆五年(1740年)斗宝承袭辅国公爵位,因此他也被称为“斗公”。斗公府和克勤郡王府东西并列,因此这两座府邸也被俗称为“东府”和“西府”。不少人认为它们就是《红楼梦》中荣宁二府的影子。1909年,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在斗公府的原址上建成。1923年,鲁迅先生到这所学校任教。1924年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后几经波折,1996年更名为鲁迅中学,校名沿用至今。         
    循郡王府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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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中曾为睿亲王新府
    说起睿亲王多尔衮大家一定不陌生,他因战功显赫而被封为“皇父摄政王”,其王府位于东华门外原明代的“东苑”重华宫内,就是前文提及的老睿亲王府。
    顺治七年(1650年)多尔衮去世后,被朝廷追封为“成宗义皇帝”,因其无子,顺治帝特命豫亲王多铎之子多尔博过继给他,可谓是荣耀至极。 但是好景不长,因多尔衮生前树敌太多,死后,他的政敌们开始揭发多尔衮生前的种种罪状。最终顺治帝剥夺了给予多尔衮的一切封号,并掘毁其坟墓,多尔博也被敕令归其本宗。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乾隆皇帝才为多尔衮“翻案”,恢复多尔博一支睿亲王的封号,此时继承睿亲王的是多尔博的后代淳颖。当年多尔博归宗后搬到了石大人胡同空出来的原端重亲王府邸居住,由于原有的睿亲王府已于康熙年间改为喇嘛庙(今普渡寺),因此老端重亲王府便被更名为睿亲王府了,这也就是后世所称的睿亲王新府。这座新府规模极盛时有房屋五百余间,中路为主体建筑,西路为花园,东路则以祠堂和府内太监、下人住所为主。
    睿亲王家族有两个人值得在这里提上一笔。其一是淳颖的曾祖父塞勒,这是位脾气十分耿直的王爷。康熙年间废太子后,皇帝命群臣议论新太子人选,当时八王爷(胤禩)觊觎皇位,通过活动买通了不少人,这时塞勒拍案而起,直接在朝堂上喊道:“惟有立雍亲王(即后来的雍正帝),天下苍生始蒙其福也。”后来雍正帝即位后,虽然表面上批评塞勒当时的言语威胁到了自己的安全,但暗地里还是非常赞赏他的忠心,不过雍正皇帝还是劝诫他今后少说话。塞勒自然也领会新皇帝的意思,自此之后,醉心于自己的爱好——饮酒,甚至终日喝得酩酊大醉,以至于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醉公”,朝阳区单店附近还留有“醉公坟”的地名,就是因为塞勒的墓地在此而得名。
    其二便是末代睿亲王中铨,这位王爷是一位十足的“败家子儿”,唯一的长处就是吃喝玩乐。民国四年(1915年)他承袭了睿亲王的封号,开始和弟弟中铭过起花天酒地的生活,甚至互相之间“斗富”。两个人比着盖洋房、修花园,甚至给王府的每个房间都安上了当时最先进的电话,算是把最前卫的科学技术普及到整个王府。不仅如此,他们还经常拿着钱到外面赌博,基本都是输得精光才回到家里。时间不长,便把睿王府这点老底儿花光了。没有了钱,他们就典当房屋,这座睿亲王府被他们卖给了几个北大毕业生。
    当时,这几位毕业生利用府邸的房屋,开办了一所私立大同中学,在当时的北京城颇有名气。而中铨哥俩儿在卖掉王府后仍然难以维持生计,便动起了自家祖坟的主意。最终中铨因“偷坟掘墓”被判七年有期徒刑,在监狱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来府中建筑屡经拆改,渐失原貌。1949年后,大同中学更名为北京市第二十四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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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郡王府见证
    一段教育往事
    循郡王是乾隆皇帝第三子,名爱新觉罗·永璋。他的母亲是乾隆帝的纯惠皇贵妃苏佳氏。去过清东陵的读者,如果参观安葬乾隆皇帝后妃的裕陵妃园寝,会看到一座颇为壮观的城楼式建筑,这便是纯惠皇贵妃地宫入口处的方城明楼。清代建有方城明楼的贵妃墓葬只有三座,其余两座是对乾隆皇帝有抚育之恩的康熙帝的两个妃子,由此可见苏佳氏地位之高。但永璋的命运并没有因为生母的高地位而一帆风顺。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的原配皇后富察氏(即孝贤纯皇后)去世,当时才十三四岁的永璋在皇后的丧礼上没有表现出哀痛,这惹恼了乾隆皇帝,永璋也因此被严厉斥责。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年仅二十六岁的永璋去世,他被追封为循郡王,其生前只有一子,但未命名即夭折,因此十六年后,其弟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之子绵懿过继为嗣。但由于循郡王并非是铁帽子王,因此绵懿承袭的只能是降一等的贝勒爵位。此时,绵懿开始在方家胡同按照贝勒府的规制修建了循郡王府。颇具戏剧性的是,继承了贝勒爵位的绵懿,其姑姥姥,正是当年永璋没有“充分寄托哀思”的乾隆帝的原配皇后:孝贤纯皇后,有时候历史就是一种巧合吧。
    绵懿之后这座府邸经历了奕绪、载迁、溥葵三代,1926年溥葵去世,因为无子而由其弟溥荃之子毓椮承袭辅国公爵位。清末的状元外交官洪钧曾在这里租房子寓居过一段时间。
    到了民国,循郡王府周边逐渐演变成了一片“文化区域”。首先是1906年在循郡王府西侧成立了京师公立第二十七小学堂;后来其东侧的原国子监南学旧址于1917年迎来了由广化寺迁来的京师图书馆;而循郡王府本身则在1928年夏天迎来了自东四炒面胡同迁来的平民中学。
    京师公立第二十七小学堂后来更名为第十七小学校,1918年,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19岁青年成为了这里新一任的校长,他就是后来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十七小学校更名为北平市立方家胡同小学。
    而平民中学则在入驻循郡王府后,更名为北平市市立第五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英千里和沈兼士两位先生的协调下,第五中学从循郡王府迁出,移至今天的细管胡同校址,1949年后更名为北京市第五中学。五中迁出王府后,空出来的校舍由女二中使用。1963年,女二中再次迁出,移至东直门内北顺城街,1968年女二中开始招收男生,1980年女二中更名为北京市东直门中学,校名沿用至今。
    女二中迁出后,循郡王府一度为143中学(今国子监中学)校舍和东城区老干部活动中心使用。2011年,方家胡同小学完成了校址置换,循郡王府再次成为学府。随着东城区北京五中教育集团的成立,曾先后在循郡王府办过学的北京五中、国子监中学以及方家胡同小学成为了一个大集体,共同见证了这座古老郡王府的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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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亲王府里的大学和中学
    恭亲王府如今已是北京著名的旅游景点,很多随团来到北京的游客,都会到这里来看看昔日和珅和大人以及恭亲王奕訢曾居住过的府邸。从王府大门向西,沿着定阜街走不出百米,一座中西结合的大楼便会映入眼帘,这便是昔日辅仁大学的校舍。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辅仁大学并入北京师范大学,这里一度作为北师大化学系的教学区。如今这里是北师大继续教育学院所在。
    如果再向上追溯一下,这里曾经是康熙皇帝皇十五子愉郡王允禑的府邸:愉郡王府。同治年间,根据清代“袭爵位世降一等”的原则,这座府邸的主人载灿承袭辅国公的封号。因此这期间宫廷安排了一次府邸的“置换”,已经是辅国公身份的载灿搬出了这座郡王府,移往东四七条的官房居住。而搬进来的这位身份也比较复杂,他叫载滢,是恭亲王奕訢的次子。因其八叔钟郡王奕詥无子而由清廷安排载滢承嗣。当年奕詥所分配到的王府,是西单附近的郑亲王府(郑亲王端华则因为辛酉政变而被慈禧太后赐死)。奕詥在郑亲王府直住到去世,继承爵位的载滢在郑亲王府居住了三年,又被“置换”到了愉郡王府。
    故事到这里还没有完,1900年庚子事变,载滢因支持义和团而获罪,被剥夺郡王爵位,回归自己的本支。此后,由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涛继承钟郡王的香火,袭贝勒爵位,从此这座府邸又被称为“涛贝勒府”。
    1925年3月,载涛以16万元的价格,100年为期限,将贝勒府典给了天主教本笃会。之后这里就成了辅仁大学这所教会学校的办学地点。辅仁大学在接收了涛贝勒府之后对于西路建筑有了比较大的改建,兴建了如今所看到的教学楼。
    教学楼北侧,是辅仁男附中。后来男附中演变成了今天的北京市第十三中学。
    乘坐地铁五号线在张自忠路站下车,来到路面上,很容易就能看到十字路口东南角的一座大亭子,亭子旁边则是东四九条小学的教学楼。这座亭子经过整修,看起来很像是一座仿古建筑。实际上,这并不是仿古建筑,而是地地道道的文物,它原本是嘉庆皇帝之孙贝子奕谟府邸花园中的建筑,后来被移至此处。
    贝子府是溥仪祖父醇亲王奕譞的堂兄弟奕谟的府邸。奕谟没有后嗣,因此先是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将自己的五哥惠郡王奕详第二子载济过继为后嗣,但两个月后年仅十五岁的载济去世。于是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慈禧太后命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涛过继给奕谟。奕谟夫妇对载涛疼爱有加,但不想五年后,慈禧太后再次降旨,将载涛改为过继给钟郡王奕詥。
    光绪三十年(1904年),朝廷将奉国将军载光的第二子溥佶过继给奕谟为孙,溥佶之子名毓崧,因此这座贝子府也就先后有过“佶公府”和“崧公府”的称呼。
    1949年后,原东四十一条小学迁到贝子府附近,并于1973年改名为东四九条小学,校名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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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佟府里走出的学校群
    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和第一六六中学这两所学校,从名字上看似乎并没有什么关联,但几十年前,两所学校却都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于1864年所建立的学校。二十五中的前身是育英学校(男校),而一六六中学的前身则是贝满女中(女校)。这两座学校如龙凤呈祥一般,在那个年代的灯市口焕发出奇光异彩。彼时如果能对别人说自己是贝满或是育英的学生,都会被人高看一眼,足以见当时这两所教会学校教学质量之优秀。
    极具戏剧性的是,如今育英学校的继承者二十五中,所使用的校园,却是当年贝满女中的校园。这座校园内如今还遗存有贝氏楼、邵氏楼等建筑,使得这所校园别有一番风貌。而一六六中学却是在原有贝满女中校园的西北处另择新址。
    如果时间倒退到明末清初,在这一带居住过的都可以算是重量级人物。首先是明代嘉靖年间,这里是权相严嵩之子严世藩的府邸。到了清初,这里则是佟佳氏家族的府邸。熟悉清史的读者一定会对佟图赖这个名字不会陌生。他的父亲佟养正本是明朝守卫东北地区的一名军官,在和后金交战的过程中失败,于是便拉着弟弟佟养性直接投奔了后金,后来被编入汉军八旗。后来佟养正的孙女,也就是佟图赖的女儿嫁给了顺治皇帝,并为皇帝生下一子,这就是赫赫有名的康熙大帝。
    至此佟家还没有达到全盛之时,康熙皇帝的三位皇后中,有一位孝懿仁皇后,她是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的亲侄女,也就是佟图赖之子佟国维的女儿、康熙皇帝的亲表妹。而佟国维的另一个女儿,是康熙皇帝的妃子,即悫惠皇贵妃,这位皇贵妃因为抚育过幼年的乾隆皇帝,死后被葬在康熙皇帝景陵的皇贵妃园寝中,这座妃园寝是清代所有妃园寝里等级最高的一座。
    佟家的辉煌至此还没有结束,康熙皇帝驾崩之时,佟家又有一个人站出来,对雍正皇帝顺利继承皇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位“能人”,便是佟国维的侄子,佟国纲之子隆科多。
    由于佟家在康雍年间一直受到皇帝的重视和信赖,其府邸规模也自然是非常宏大,以至于附近的街巷都被命名为“佟府夹道”。后来地名整改将这里更名为“同福夹道”。如今佟府的痕迹已经很难寻觅,取而代之的,是东城区优秀的教学资源“群”:景山学校、一六六中学、二十五中,这些学校都位于这条夹道附近,昔日王公贵族府,如今则是书声琅琅。
(5)北京的珍贵古玉兰
    潭柘寺毗卢阁东侧的紫玉兰
    ■张宝贵
    春天到来,北京不少地方亭亭玉立的玉兰树冠上,将“参差佩玉排空出”地开出皎洁清丽的玉兰花。
    除了最近种植的玉兰树,作为六朝古都,北京还有很多古玉兰,最著名的古玉兰要数西山大觉寺的清代白玉兰,古典皇家园林颐和园的清代紫、白玉兰以及京西潭柘寺的两棵明代紫玉兰。它们为古都增添了别样的韵致。
    大觉寺有“古玉兰王”
    玉兰属木兰科、木兰属。主要有白玉兰和紫玉兰两种。白玉兰又名玉堂春、迎春花等,紫玉兰又名木兰、辛夷等,玉兰为落叶乔木或大灌木,高可达20米,胸围可达3米,是长寿树种,树龄可达数百年至千年。
    玉兰原产于我国的中部地区,自古就为我国最名贵的花木之一。十八世纪中叶,玉兰传入英国、法国,以后逐渐传入其他国家。很多人都为玉兰树的风韵多姿所吸引,但鲜为人知的是,木兰是恐龙时代的植物,与银杏一样,木兰也是植物界的“活化石”。目前,我国的庐山、天目山、衡山、梵净山、雷公山等地还有天然的玉兰。
    玉兰自古以来就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种植玉兰的历史悠久。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有佳句:“朝搴阰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诗句中的木兰即玉兰。可见在二千五百年前,我国就已广植玉兰。唐代,人们把玉兰、海棠、牡丹、桂花合称为“玉堂富贵”,玉兰是象征吉祥、和谐的佳木,并多植于皇家宫殿、皇家园林以及王府大宅、寺庙等处。
    中国历史上,历代文人墨客留有很多赞美玉兰的诗句,如:“绰约新妆玉有辉,素蛾下队雪成围”、“霓裳片片晚新妆,束束婷婷玉堂春。已向淡霞生浅晕,故将清露作芳尘”、“最条多力引风长,点破银花玉雪香。韵友自知人意好,隔廉清看白霓裳”等。
    我国的一些城市还选玉兰为市花,如上海、江苏的连云港、广东的东莞、江西的新余等市。还有的县、村以玉兰为县花、村名。由此可见人们对玉兰的喜欢。
    作为六朝古都,北京在金元时就开始种植玉兰,明清两代更广泛种植,因此现存的古玉兰很多,但大多为清代玉兰,且大多在寺庙中。在北京浩瀚的玉兰林海中,最著名的古玉兰就要数西山大觉寺的清代白玉兰,古典皇家园林颐和园的清代紫、白玉兰,京西潭柘寺的两棵明代紫玉兰。
    大觉寺以古树名木众多而著称,寺内的“七绝”有五绝都是古树名木。其中的“一绝”就是玉兰。在寺的南院“四宜堂”(又名“南玉兰院”)是一座古香古色的四合院,其“四宜”之名乃是清雍正皇帝所起,即一年四季都有佳景之意,雍正还有诗作。在四宜堂北殿堂门西侧,矗立着一棵清乾隆年间所植的白玉兰,距今近300年。它高达15米,干周长达1.5米,是北京的“古玉兰之最”。它以花繁瓣大,玉洁清香,一干一花,刚劲俊逸而驰名京城。
    这棵白玉兰在春天开花时,满树洁白,清香袭人,所谓的“古寺兰香”指的就是大觉寺的这棵白玉兰。相传这棵古玉兰是当时的住持伽陵高僧所植,也有传说是他圆寂后,其弟子们根据他的遗愿,从南方移植来的。当时种有两棵玉兰树,门东侧种一棵,后来门东侧那棵死掉了,只剩下如今这棵。关于伽陵高僧,有传说他曾用戒尺打过乾隆的故事。而大觉寺管理处近些年出版的一些资料说,伽陵为雍正年间的高僧。如资料属实,那么这棵白玉兰就已三百多年了。
    现在南玉兰院借“古寺兰香”的祥瑞之意,设有“明慧茶院”,并经常举办古琴抚会,让游人品茶听琴赏兰。每年的春天在玉兰花开时,大觉寺还要举办“古寺兰香玉兰节”。
    另外,大觉寺的北配院(北玉兰院)也有两棵近百年的古白玉兰。在大觉寺的东边(温泉村西边)城子山的水塔园遗址也有两棵白玉兰。不过,有的资料记载,它们为元代所植,记载或许有误,因为它们没有大觉寺的“玉兰王”粗壮古老。这两棵白玉兰可能种植于清末。
    潭柘寺的“二乔玉兰”
    古典皇家园林颐和园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园林,在其乐寿堂的殿后,有一棵丛状生长的古紫玉兰。在长廊东门邀月门南侧还有一棵高大的古白玉兰,它们是园内最古老的两棵玉兰树,是清乾隆皇帝在修建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时种植,距今已近300年。在乐寿堂修建前,那里曾经玉兰满园,有紫、白两色玉兰,称为“玉香海”,后来大部分玉兰被入侵北京的英法联军烧毁,惟有这两棵紫、白玉兰劫后余生。
    如今,乐寿堂前有几株一百多年历史的白玉兰。据说慈禧的小名叫玉兰,她也喜欢玉兰花,而这几株白玉兰就是她下旨种植的。每年春天玉兰花盛开时,紫玉兰花如紫霞,白玉兰洁白淡雅,吸引了众多游客。
    礼王府花园位于海淀镇的南边,是西郊一座著名的花园,相传当年曹雪芹去过或住过礼王府花园,所以这里又被称为大观园。在花园里的“玉堂富贵亭”就是因亭前有两棵清代的白玉兰。
    京西古刹潭柘寺是北京最古老的佛教圣地,故多有和佛门有关的古树名木,除了著名的古银杏“帝王树”、“配王树”,古娑罗树之外,在毗卢阁殿前的东侧有两棵清代的紫玉兰,为玉兰中的珍品,名“二乔玉兰”。
    “二乔”取意于三国时期,吴国乔玄有两个女儿,即大乔和小乔,相貌十分美丽,人称“二乔”。她们分别嫁给了原吴主孙策和督都周瑜。后人以二乔命名紫玉兰的一个品种,说明这种紫玉兰的艳丽。潭柘寺的这两棵紫玉兰,树龄逾200年,为丛状生长,有几个大干的干周长都达60厘米。玉兰花盛开时,满树绯紫,香气袭人。玉兰花则把寺院点缀得格外绚丽,如此胜境,也令游人如织,观者如云。再加上这两棵紫玉兰生长在毗卢阁的东侧,有“紫气东来”之意,故为寺内象征吉祥昌瑞的圣木,所以在每年紫玉兰盛开时,潭柘寺都会举办紫玉兰大庙会。潭柘寺的南部还有一个玉兰院,院内十几棵高大的白玉兰也有近百年的历史。
    另外,八大处的六处香界寺内藏经楼前有一棵清代的玉兰,在民国时期,一位外国记者曾拍过它的照片。在北京植物园的木兰园里有几十棵已有几十年树龄的大玉兰树。
    在故宫慈宁宫有两棵清代紫玉兰和几棵白玉兰。咸丰皇帝曾有诗作:“咸茗馆前三月半,紫云白雪玉玲珑”。慈禧太后也很喜欢这里的玉兰,每逢玉兰花开她都要来这里观赏。
    在景山公园西门北侧有一棵已有百年树龄的古白玉兰,因城区很少有这样高大的玉兰树,所以景山公园玉兰花盛开时,满树繁花,一片雪白,吸引了众多游人。
    以上所述都是北京著名的古玉兰。近几十年来,随着首都绿化事业的发展,在北京的各大公园和名胜古迹中,以及街头、小区和庭院等处,都广植了大量的玉兰。如位于石景山区的雕塑公园植有5000多棵玉兰,是北京城玉兰树最多的地方。
    早春时节,当遍布京城的白玉兰和紫玉兰分别开出雪白和绯紫的玉兰花时,古都北京也被它们点缀得格外绚丽。
    补白
    其他各地的古玉兰
    我国很多地方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玉兰,其中最著名的要数甘肃省天水市甘泉乡玉兰村甘泉寺(原名太平寺,因寺内有清澈甘泉,后改名甘泉寺)内、“双玉兰堂”前的两棵唐代紫玉兰。这两棵紫玉兰是名贵的“朱砂玉兰”,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
    已故的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先生曾画过这两棵玉兰树的玉兰花,并题写“双玉兰堂”的匾,使这两棵紫玉兰名气大增。每年春季,朱红色花满树,白色的花瓣内带朱砂红色,格外艳丽。
    云南曲靖市会泽县金钟镇扯嘎村有一棵被称为“世界玉兰王”的古玉兰。在玉兰公园大门口有一副对联,上联为“千年古玉树亦神亦圣”,下联为“万代人爱兰成君成臣”。这棵玉兰树高达8.5米,胸围达3米。据考证它已有二千多年。有很多媒体报道称其为“世界之最”。
    安徽省怀宁县石镜乡的邓林村,其村外海螺山的山坡上生长着大片的白、紫玉兰。村民们称这片玉兰景观为“海螺望春”。该村自古就以生产“辛夷”药材为主。现有白玉兰近千株。最大的一棵白玉兰,高15米,从地面约半米处又分四个主干,四个主干最粗的一干胸围达2米多。另一棵在石井村,树高17米,胸围达3.60米。1986年,怀宁县定白玉兰为县花。
    上海的市花是白玉兰,在上海市的公园、小区、街道上多植玉兰,并多有几十年的大玉兰树。但上海的古玉兰不太多,最著名的有两棵,一棵在市区内陈云故居旁的吴开轩(原国民党将领)故居内,树龄在百年以上。另一棵在崇明县(岛)的上海第三十五棉纺厂内,厂内有四棵一级古树,其中一棵古玉兰高达20米,胸围达1.7米,应为明末遗物。
    江苏省连云港市之所以定白玉兰为市花,除了市内广植玉兰外,还因市郊花果山麓东磊村南云台山延福观有三棵古白玉兰,其中观后院的一棵“玉兰王”干周长达3米,树龄已800多年,为宋代遗物。它被称为“中华玉兰花王”,还有“玉兰仙人”之称。其它两棵玉兰也有五百多年。在南云台山神仙洞旁的岩石的缝隙中,生长着一棵古玉兰,树高8米,胸围达2.8米,其树龄也应有八百多年。这一“石上不老兰”奇观,成为游人必观赏一景。江苏省太湖东洞庭山紫金庵的静因堂前的天井旁有一棵古白玉兰,它为宋代遗物,与堂前的一棵古金桂树相映生辉。
    湖南新宁县的紫云山有天然生长的紫玉兰,最高大的一棵高20米,胸围达2.5米,树龄约五百多年。南岳衡山藏经洞的几株明代白玉兰也是景区的名木。
    江西庐山牯岭栖贤寺有几棵明代白玉兰,最粗大的一棵高9米,胸围达2.5米,给庐山的春天增添秀丽色彩。
    河南省的伏牛山、大别山和桐柏山地区,有很多天然的紫玉兰。如河南省南召县有两棵著名宋代紫玉兰,一棵在云岗镇西花园村屈庄,其高20米,干周长达5.7米;南召县皇后乡天桥村的明代紫玉兰,其干周长达4.4米;河南省鲁山县鸡冢乡花园沟的明代紫玉兰,其干周长达3.2米。
    山东省王莲县叩关乡叩关村有一棵著名的古玉兰,其高达10余米,胸围达1.2米,应植于明末,距今已四百多年。当地乡民把它视为“神树”。在人们的爱护下,每年春季都是繁花满树,前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在青岛崂山仰口山景区白云洞青龙阁有一棵奇特的清代白玉兰,其根部滋生出的紫玉兰也成大树,开花时节,白紫相映,成一奇观。
    以上所述的著名古玉兰,只是我国古玉兰的沧海一粟。还有些古玉兰“藏在深山人未识”,需要人们继续发现。   张宝贵  
(6)南中轴地标
    正阳门
    视觉中国供图
    ■陈 溥
    本版上周二刊发了《中轴线变迁》一文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京中轴线是世界古代城市规划建设史上现存里程最长、时间最久、建筑数量和种类最多、最辉煌的城市中轴线,是世界城建史上的一大奇迹。今天我们应读者之邀继续聚焦北京中轴线,讲一讲南中轴线之于北京的重要意义。
    本文中涉及到的正阳门、永定门、天坛、先农坛对北京人来说,并不陌生,但如果用中轴线将他们串在一起来看,或许可以给读者提供一种全新视角,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这些经典的中国古典建筑,应和着中轴线这一中国古代城建的伟大创意,历经风雨,矗立于时间的长河里,并最终塑造出北京这座伟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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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阳门领秀京师诸门
    在天安门广场南端,正阳门的城楼、箭楼、瓮城、正阳桥、五牌楼曾是北京城最雄伟壮观的一组建筑群。正阳门是明、清两朝都城的正门,俗称“前门”、“大前门”。它位于北京城南北中轴线上,具有内向拱卫皇城,外向隆示万邦的“国门”地位,皇帝每年到天坛祭天和皇帝大婚才开启正阳门。这座城门无论从位置,还是建筑形制都是北京内城中规制最高的,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城市建设、军事防御、礼仪制度和建筑艺术的形象体现,现存城楼与箭楼。
    正阳门自始建至今,跨越元、明、清三朝。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城,城周长60里,辟11门,丽正门是南正中之门。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七年(1419年)将元大都南城垣南移1公里,丽正门则迁建至今正阳门的位置,仍称丽正门,正统元年(1436年)改名正阳门。明代北京诸门经近二百年的改造,规模壮观,形制完备,成为“里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而正阳门以“宅中定位”的优势,以崇楼巍峨、雄视八表、籍壮观瞻的国门地位,一直领秀京师诸门。
    明正统四年(1439年),为加强京师防御,在京师各城门外添建箭楼,正阳门箭楼也是此时建成,是九门箭楼中最高大的。此箭楼为京城内城九门中唯一在箭楼开设门洞的城门,以专供帝王龙车凤辇通行。箭楼上下四层,东、南、西三面墙及两檐间共有94个箭窗。门设两重,前为吊落式闸门(即千斤闸),后为对开铁叶大门,具有防御功能。
    城楼与箭楼之间原有一座巨大的瓮城,又称月城。瓮城为东西宽108米,南北深85米的小广场,与箭楼共同组成了前门正门的重要屏障。瓮城内城楼前有两座坐北朝南的小庙,始建于明代。当时内城九门瓮城修建后 ,均在瓮城中建有小庙,只是正阳门瓮城内建有两座,其他瓮城只有一座。
    1900年,八国联军用炮火击毁了正阳门城楼、箭楼。1902年1月慈禧“西巡”回銮时,正阳门箭楼、城墙损毁,只留残败的城台基。慈禧太后仓皇出逃回来,照例也要从前门进入皇宫。无奈之下,迎驾的官员们想到搭建彩牌楼的应急办法,能工巧匠在正阳门的残基上搭建席棚,按照正阳门城楼的样式,用五色绸缎绫罗包裹,生搭起一座“彩绸正阳门”,使人哭笑不得。现存正阳门为1906年重建,基本保留了明代建筑风格。
    1906年重建时,参照崇文门城楼修建了正阳门城楼,重修了箭楼。1915年为缓解正阳门外交通,拆除了瓮城,由德国建筑师罗思凯格尔设计了箭楼平台上的汉白玉栏杆和突出的眺台,在箭窗上修建了白色弧形华盖。这次改建,使中国古老的建筑融入了西方的建筑构思,标志着传承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思想在外来文化的入侵下发生了改变。如今的箭楼是改建后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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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经战火的正阳门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前门成为宫城之南最后的保护屏障。影响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也常发生在这里。
    明初,朱元璋去世后,驻守北平的燕王朱棣与侄子建文帝朱允炆争皇位。双方曾在丽正门展开殊死搏杀。南军(建文帝的军队)对丽正门发起强攻,城内守军拼死抵御,连城中的妇女也走上城头,帮助守军抗击。交战时,箭矢砖石纷纷掷下,打退南军一次次进攻。战争最终以南军失败告终,朱棣推翻建文帝登上皇帝宝座,成为明成祖永乐皇帝。
    明代中期,漠北瓦剌部族对明王朝构成威胁。明英宗朱祁镇在宦官王振怂恿下率五十万大军亲征瓦剌,结果大败,英宗被俘,此次战争史称“土木堡之变”。之后,瓦剌军乘势南下,北京遭受空前危机。大敌当前,兵部尚书于谦力斥南迁之议,主张誓死保卫京师。他辅立英宗之弟朱祁钰继承皇位以安人心,一面调集兵马物资准备御敌。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一日瓦剌军大举入侵京师。于谦指挥二十二万人列阵于九门之外,抵御强敌。其中都指挥李瑞带军镇守正阳门。十一日,瓦剌军兵至北京城下,双方主要交战地是西直门、德胜门与中都旧城的彰义门之外。经过五天大战,瓦剌军惨败,仓皇撤逃。于谦也成为北京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建于明末的观音庙是正阳门瓮城内一处佛教建筑,崇祯皇帝在此演绎了一出闹剧。明末崇祯十四年(1641年),洪承畴统领八总兵,十三万人马与清军在松山(今东北锦州南)展开会战,结果大败而归。翌年洪承畴被清军俘获,后降清。消息传到北京,朝中大臣向崇祯伪奏洪承畴战死疆场。崇祯听到这个假消息后,忍不住失声痛哭,决定给洪承畴极高的礼遇。为纪念所谓为国捐躯的洪承畴,崇祯亲自到前门瓮城内西侧的关帝庙致祭,还在瓮城的东侧修建了一座祠堂以奉祀,堂内对联为:“君恩深似海,臣节重如山。”洪承畴降清之事大白后,祭祀活动才罢休,祠堂也被改为观音庙。
    前门与箭楼两楼南北对峙,两楼东西有半月形的城墙围合,形成城楼与箭楼相连的瓮城,三者组成独特的城门建筑体系,成为京城正门的重要屏障。战时箭楼射击、投掷抗敌;城楼悬灯示警,禀报外城战况。城楼上如悬一盏灯,表示敌近城下,悬两盏灯表示战斗激烈,悬三盏灯表示城将失守。1644年3月李自成攻进广安门时,前门楼上挂三盏灯报急,崇祯帝得知禀报,便带领太监王承恩急出宫门,自尽于万岁山(今景山)东麓寿皇亭的槐树下。  
    改造前的前门瓮城
    老的永定门
    城楼及瓮城
    雍正皇帝先农坛亲耕图
    3 前门与民间信仰
    关羽是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他受历代帝王推崇,明清两代尤甚,被封为关帝圣君。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内,关帝庙建有百座,其中以正阳门瓮城内西侧的关帝庙最大。明清两朝皇帝每出入正阳门都下马,亲自祭祀关帝,以求关帝显圣,国泰民安。由于皇帝给予的特殊待遇,使得前门关帝庙香火最盛。
    正阳门关帝庙内有三宝:一是栩栩如生的关羽画像;二是刀锋寒冽的三口大刀;三是洁白如玉的白石马。据传,三口大刀是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由陕西绥德城守营都司在前门打磨厂街的三元刀铺定制,三口大刀分别重80斤、120斤和400斤。每年旧历五月初九由三元刀铺派专人来此磨刀致祭。还有传说,白石马是明成祖朱棣北征时遇见的神马。当北征大军在沙漠中迷失方向时,雾霭中军士们看见关帝骑着白马在前面引路。后来人们在关帝庙前立白石马祭祀。还有一个传说,正阳门前的白石马与后门桥下的褐色石鼠是构成北京城子午线(中轴线)的标记。石马与石鼠是子午线的两端。中国十二生肖中有子鼠、午马。中午12点,中国古代记为子午时刻,这时太阳照射物体的影子正好是在一条正南正北的直线上,也称子午线。白石马大约在清末民初丢失。
    清代桑灵的《字触补》曾记载:清代重臣张廷玉年纪已大尚无子,他到正阳门关帝庙求子。晚间,梦见关帝圣君将一根没有枝叶的竹竿给他。醒来,他认为所梦不祥,请人解梦,解梦人告诉他将得两个儿子。因为关帝给的是孤竹,历史上的孤竹君有伯夷、叔齐两个儿子。竹子破开,也是两个人丁。后张廷玉果然得两子。关羽成了民间无所不能的神了。老北京民谚有“灵签第一推关帝,更去前门洞里求”,是说正阳门关帝庙的签最灵验。清末民初,每天正阳门关帝庙门打开,庙里庙外坐满了道士,手抱签筒接待进香的客人,问签的摊位竟达100多个,可见当时“洞里求”的盛况。
    正阳门屡次修缮中,曾出现过一次著名的豆腐渣工程,这与和珅有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阳门外不慎失火,殃及正阳门,箭楼被大火焚毁。乾隆十分在意此事,和珅连同大学士英廉联名上奏重建正阳门箭楼。和珅的发妻是英廉的孙女,和珅的发迹得意于英廉的提携。和珅时任户部尚书,掌管财政。乾隆召令重修正阳门箭楼,要求将原木质结构的箭楼改用砖石新建,并任命和珅为工程的总管大臣,英廉为工程总督办。新建好的正阳门雄伟壮丽,箭楼威武庄重,皇帝满意,和珅和英廉很得意,他们既博得了皇帝的赞许,又捞得了钱财。但没过两个月,新建的箭楼出现了裂缝,英廉大惊失色,向皇帝请罪。和珅恳请圣上准许自己与英廉及工程监督等官员分别补偿。乾隆下令郎中德龄、员外郎喜顺、长兴都予以革职留任。大学士英廉降三级留任查看。再次重修款项一半由国库开销,其余一半由英廉赔十分之七,监督等官员赔十分之三。乾隆认为和珅当时随自己在热河,并没有在京监修工程,所以和珅奏请的处罚,一概加恩宽免,令满朝哗然。
    4  失而复得的永定门
    永定门是北京外城南面三座城门中正中的一座,与正阳门遥遥相望。它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为重檐歇山顶楼阁式建筑。由于永定门的修建,将北京的中轴线南端从正阳门又向南延伸到永定门。永定门成为从南面进北京的第一道大门,也成为北京中轴线的起点。
    清乾隆皇帝对永定门的地位十分重视,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决定重建永定门,并颁诏要求提高永定门的规制。重建后的永定门城楼面阔七间,进深三间,楼阁连城台通高26米,是城南最突出的建筑,同时在瓮城前增建箭楼。
    1900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时,永定门城墙遭到破坏。联军士兵在城楼以西拆毁一段城墙,将铁路从马家堡东站延伸入城内,这是北京城墙第一次被扒开豁口。
    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城市建设与古城保护的矛盾也日益突出。当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比较薄弱,有人强调北京古城的设计是“完全服务于封建统治者的”。在这种思潮下,从1950年始,永定门瓮城城墙被陆续拆除,1957年又以妨碍交通为名将城楼与箭楼全部拆除。
    时光过去350多年,2003年在复建永定门城楼时,在先农坛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门口的一株古柏下,竟然发现了遗失已久的“永定门”石匾,永定门匾额失而复现。这块历尽沧桑的石匾额,藏入博物馆,仿照制作的匾额,则镶嵌在复建的永定门城楼上。
    5  神奇的天坛
    进入永定门后,在中轴线上一条笔直的大道直通北面,而在大道两旁,对称的有两组庞大的建筑群。东面的是天坛,西面的是先农坛,都是我国古代宏伟的祭坛建筑。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至今已有近六百年历史。它是明清两朝祭天、祈谷、求雨的场所。明清两代共有22位皇帝在这里举行过654次祭祀大典。
    天坛有内外两层坛墙,都是北圆南方,象征着中国古代对天地的认识,即“天圆地方”。内坛的主要建筑都建在一条南北轴线上,由南至北为圜丘坛、皇穹宇、祈谷坛。
    圜丘坛用于祭天。圜丘坛是一座圆形石坛。因为中国古代认为天是圆的,又因为天是凌空的,所以坛上不建任何房屋,以便对空而祭。中国古代将奇数称为阳数,偶数称为阴数。天为阳,地为阴,因而祭天的圜丘坛内都是用阳数。
    比如坛为三层,又因为9是最大的阳数,所以用9象征天的至大至高。圜丘坛整座建筑中充满了9与9的倍数。比如每层坛都是9级台阶,在最高层坛的中心是一块圆形石,名天心石。它的周围铺9块石板,形成第一层环行。第二环铺2乘以9,共18块石板,依次类推,至第9环为81块石板。中层坛面从第10环的90块至18环的162块。下层坛面从19环的171块至27环的243块,总计3层共有378个9,总计3402块石板。
    在圜丘坛的北面是皇穹宇。它是一座单檐蓝色琉璃瓦的圆形殿堂。殿内供奉皇天上帝和皇帝祖先的牌位。皇穹宇殿内有8根大柱支撑,没有一根横梁。地面上在中心石周围也是环形石环绕,但每环不是九环,而是8及8的倍数。为什么呢?这里8代表8维,即东、西、南、北、东北、东南、西北、西南8个方向。
    天坛的建筑不仅充满了神秘的象征意义,还充分利用了声学原理,反映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在圜丘坛的天心石上说话,可以听到响亮的回声,声音清晰洪亮。皇帝站在这里祭祀时,感到自己的声音可以直达天庭,与上天感应。实际是回音原理。
    在皇穹宇,声学原理运用得更为充分。皇穹宇外是一圈圆形围墙,一个人站在墙内对墙说话,站另一端的人可以清晰听到。这是因为此墙磨砖对缝,异常光滑,声音可在墙上连续反射,清晰传递。在皇穹宇殿外有一条石板甬道。人站在第一块石板上说话可听到一声回音,在第二块可听到两声回音,第三块听到三声回音,此石称三音石。
    祈年殿高9丈9尺9分,合公制33.3米。殿顶为圆形三重檐攒尖顶,覆盖着深蓝色琉璃瓦,象征“天”。祈年殿既高大宏伟,又精致秀丽,比例匀称,被称为最美的中国建筑。大殿全部为木结构,由28根大柱支撑着殿顶的重量。28根巨柱分为三圈,象征着天象。中间的四根最为高大,象征一年四季。中圈12根,象征一年的12个月。外圈12根,象征一天的12个时辰。中、外圈相加24根,象征24节气,而总共28根,象征周天28星宿。
    6
    传统农耕社会的象征
    先农坛
    先农坛在永定门大街路西,与天坛隔路相望,亦名山川坛,是将先农、山川、太岁等自然诸神共聚一处的坛庙建筑群。先农坛的建筑是明清两代逐渐修建的,它是北京城仅次于天坛的一处大型坛庙建筑群。先农坛外有两道北园南方的坛墙围绕,坛内古树参天,庄重肃穆。
    19世纪末,随着清王朝逐渐没落,先农坛日趋凋敝。民国时,该处归属于内政部,由于经费拮据,拆除了外坛墙,树木地皮被标价变卖,坛北部被辟为市场,成为天桥市场的一部分。坛南部一度以城南公园的名称对外开放。
    1934年,当时北平市长袁良在先农坛西部,约在今陶然亭游泳池的位置筹建体育专科学校,成为北京第一所培养体育人才的学校。同年,第十九届华北运动会决定于1937年由北平市承办,但当时北平没有一座像样的公共体育场,经勘察后决定在先农坛东部修建体育场。体育场的修建一波三折,直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夕才基本完工。日伪时期,体育场除举办过几场小型运动会外,每当日军侵占了我国的某城市后,这里就成为召开所谓“庆祝大会”的场所。抗战胜利后,体育场的大部分变为兵营。1949年7月5日晚,北平市3万多人在先农坛体育场举办盛大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均出席了大会。1949年7月,始成立于1937年的干部子弟小学育才小学随党中央迁入北京,进驻先农坛后一直在坛内办学。
    现先农坛内古建筑主要有太岁殿、观耕台等。太岁殿是我国最大、最完整的祭祀太岁的建筑。太岁是民间传说中的值岁之神,主宰一年的农时地利。民国期间改为忠烈祠,祭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现为北京市古代建筑博物馆; 先农坛在太岁殿西南,先农即神农;观耕台在先农坛东,明嘉靖年间始建为木结构,清乾隆年间改为砖石结构,台南有耕田1.3亩,为皇帝亲耕之处。每年农历三月,皇帝率众官亲祭先农坛后,到具服殿更衣,换下礼服,到田躬耕,亲自扶犁,执鞭走在平畴之上,皇帝象征性亲耕后,走上观耕台,观看王公九卿门从耕。
(7)老北京的腊八节风俗
    腊八节,市民们排队等候雍和宫的腊八粥。 供图 TAKEFOTO
    ■张善培
    再过几天(1月5日),就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腊八节。到了腊八节,家家户户开始忙碌起来,似乎在腊八那天,只有喝上一碗香甜的腊八粥,再泡上一坛子腊八蒜,才算是给过去的一年收尾。
    提到腊八粥,就不得不提如今在雍和宫、广化寺以及一些老字号商铺里举办的舍粥仪式,市民们为了喝上这些地方的腊八粥,早早地来排队,只为在即将到来的新年博一个好彩头。
    腊八粥花样繁多
    腊八节起源于古代的腊祭。在古时,人们在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去野外猎取各种野兽,用于祭祀诸神,称之为“腊祭”。
    腊祭之名,始于周代。《周礼》中曾载,腊祭是祭祀有关农事方面的八位神灵,以示兴农务本,祈愿来年五谷丰登。腊八的“八”即起源于“祭八神”之俗。
    因腊祭典仪一般在农历十二月举行,故将十二月称为“腊月”。不过,秦汉之前,腊祭的日子并不固定,汉代时,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南北朝时固定在农历十二月初八为“腊日”,此后民间将这一天俗称为“腊八节”,直到现在人们还习惯把腊月腌制的肉,称为“腊肉”。
    后来,“腊八节”又衍生出众多民间传说,如纪念佛祖释迦牟尼说、朱元璋忆苦喝粥说以及怀念抗金英雄的岳飞说等。如今,腊八节最重要的习俗之一吃腊八粥,则与释迦牟尼的传说有关。
    萧梁时期僧祐的《释迦谱》中有这样记载:释迦牟尼修于苦行,不得解脱,身形日渐消瘦。一天,一个牧牛女接受了“净居神”的旨意,把千叶莲上的乳糜喂给释迦牟尼喂吃,释迦牟尼吃了这“乳糜”后恢复元气,终于在腊月初八这一天得道成佛。此后,印度的佛寺庙宇,每逢腊月初八这天均要举行诵经佛事,并煮粥奉佛喝粥以祈求佛祖庇佑。随着佛教传入中国,供粥奉佛之俗也被传入国内。腊八节这天,中国各大佛寺的僧侣、皇室成员以及民间百姓都会煮粥供佛拜佛,而腊月初八熬制的粥最初也称为“福德粥”、“佛粥”。
    后来腊八粥的用料制法逐渐繁多。宋人周密的《武林旧事》曾载有:“八日,则寺院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蕈、柿、栗之类做粥,谓之"腊八粥’”。
    明清时期,老北京寺庙众多,如柏林寺、黄寺、 广化寺等每年的“腊八”都要举行“浴佛会”、“法会”诵经礼佛,并模仿牧牛女献乳糜的故事,用香谷、果实等熬粥供佛,还要在寺庙内的浴佛台上用香水(药材配制而成)为释迦牟尼神像洗尘。
    明代的《永乐大典》载:“是月八日,禅家谓之腊八日,煮红糟粥以供佛饭僧。”后来粥里又加入红小豆、糯米等米豆及果实,使得腊八粥不但用料逐渐增多而且制作亦越来越精美。
    当时,在一些佛寺以及王府家煮的腊八粥很有讲究,有“摆粥”一说,即用各种干鲜蜜饯果品摆出各式各样的图形。如“果狮”,就是用几种果实做成的狮子状装饰,它用已烤干的脆枣作狮身,核桃仁作狮头、狮脚,杏仁作狮子尾巴,然后用糖稀把这些果实粘在一起,放在粥罐粥盆粥碗中粥的上面,活像个小狮子。还有讲究的用枣泥、豆沙、山药、山楂糕等捏成老寿星、八仙、罗汉等人的形状,作为装饰摆放在粥上供佛并馈赠给亲友,一些王府家常用这些装饰相互攀比争巧,使腊八粥更光彩夺目和更具风趣。
    老北京众多胡同里的平民百姓也都仿效煮粥供佛之俗。清人富察敦崇的《燕京岁时记》中载:“每至腊七日则剥果涤器终夜经营,至天明时则粥熟矣。除祀先供佛外,不得过午。”
    百姓家的腊八粥煮好后要用青红丝和干果红糖在粥上摆出福字、佛字,字的周围还用瓜子仁摆放个圆,寓意福临祥至圆圆满满,然后先放在佛堂的神及祖先像前,叩头祭佛祭祖后才可大家分食。旧时,腊八节这天,老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在煮粥,人走在胡同里,就可闻到腊八粥的香味儿。
    在郊外的老百姓家,人们还会把粥撒在院中的果树上,以祈望果树年年丰收。人们还会将粥喂给家中的猫狗等动物吃,寓意六畜兴旺。腊八粥当天吃不完的粥,要放在庭院里,那时流行把腊八粥吃到祭灶那天,或吃到春节与二月二的说法,以寓示家境富贵有余,年年有余。
    清朝雍和宫要煮六锅腊八粥
    清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皇帝将安定门内国子监东的府邸改为雍和宫,每逢腊八日改在庙内万福阁等处,用大锅煮腊八粥,这一习俗沿袭至今。
    清代诗人夏仁虎的《腊八》有诗描写雍和宫煮腊八粥的情景:“腊八家家煮粥多,大臣特派到雍和,圣慈亦是当今佛,进奉熬成第二锅。”
    雍和宫煮腊八粥,从腊月初一起就开始搭棚垒灶,最初时曾支起过六口约宽两米深一米多的大锅。煮粥时要先举行隆重的盛典活动,然后喇嘛们从腊月初七起就开始泡豆米,每锅要倒入数石各种米、杂豆、干果等食材,喇嘛们不断加火熬煮,直至腊月初八的拂晓。煮粥时宫廷还要“特派大臣监视,以昭诚敬”。
    据《旧京风俗志》载:皇家御用的腊八粥不仅含有各种米豆,而且要放入奶油和大量的莲子、桂圆、五仁以及各种果脯,其粥料耗银甚巨,每年竟耗银达十万两。粥煮好后,第一锅粥要敬神敬佛敬祖先,第二锅粥才进献皇帝,第三锅粥赏赐各亲王府、郡王府等王公,第四锅粥奉送给在京的一些宠臣,第五锅粥是雍和宫内僧侣自食(不放奶油),第六锅粥是舍济给贫苦百姓吃。
    当年还有送粥的风俗。所谓“送粥”,就是把雍和宫里的腊八粥装入特制的青花瓷罐内,由太监分送给各王府大臣,名曰“赐粥”。这种送粥之景一直延续至宣统时期。粥送到王府大臣府邸后,亲王大臣们要把粥先供奉在中堂,举家依序叩头谢恩,礼成后王府大臣们还要按家人多少送给太监车敬一份“车敬”,即小费。
    道光皇帝曾作《腊八诗》:“一阳初复中大吕,谷粟为粥和豆煮。应节献佛矢心虔,默祝金光济众普。盈几馨香细细浮,堆盘果蔬纷纷聚。共尝佳品达沙门,沙门色相传莲炬。童稚饱腹庆州平,还向街头击腊鼓”。诗句描写了旧京时敲击腊鼓赐粥和佛寺舍粥的风俗。
    腊八节,紫禁城内也会在御膳房里煮腊八粥,而且后妃们还要用干果制成吉祥装饰摆放在粥面上。煮好的腊八粥首先要送至太庙寿皇殿供奉神祖,接下来,皇帝也要把粥颁赐给宠臣,以示荣宠。另外,这天在宫内还要举行“送岁”。即在正殿外临时用帷帐搭起的“小金殿”里,皇帝御中,大臣侍奉,由喇嘛们在帐外念经,并请来活佛为皇帝拂拭衣冠,以示祓除不祥,祝贺新的一年吉庆祥端。
    清朝时,王府家煮的粥经过精心装饰后,还要呈给皇宫,并馈赠给贵戚近亲,这种送粥之俗,必须在腊八节当天上午送完。
    如今,北京人喝腊八粥之俗依旧,雍和宫、广化寺以及一些老字号商铺等仍会沿袭古时舍佛粥之俗。每年的腊八,雍和宫还会在宫内举办佛事活动,全体喇嘛仍诵读佛经,再将煮好的第一罐粥供于佛像前,然后开始惠民“舍佛粥”。只不过如今的“舍粥”已没有了救济穷人之意,而是提示人们不要忘本。
    腊八泡蒜以避算账的晦气
    腊八节,老北京除煮粥供佛舍粥、食粥等习俗外,宫廷王府的冰窑在腊八节这天起,开始储窖冰块。“腊七腊八,冻死寒鸭”,腊八时节已是冰封严寒之时,人们将皇城之内“三海”(南海、中海和北海)等湖泊内结的冰,运输至景山西门外的雪池冰窑等皇家冰窖里,待暑天时,供皇宫及皇族们享用。
    在民间也有吃“腊八冰”的民俗。吃腊八冰是在腊八的前一两天用陶瓷盆盛满冷开水,并放在院中结成冰,待腊八这天早上磕出冰块全家分食之,旧时的说法是“吃了腊八冰,来年一年不肚疼”,这当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在腊八这天,老北京的百姓家要泡腊八酒及腊八蒜。泡腊八酒是将紫皮蒜瓣,泡在黄酒或高粱酒里,封好口待春节时打开饮用,腊八酒香味扑鼻,还可通血脉暖肠胃。腊八蒜也称腊八醋,是将紫皮蒜瓣泡在陶瓷罐内,倒满米醋密封好,等到除夕春节吃饺子及拌凉菜吃。这种醋酸中带辣,泡好的蒜色泽呈青绿色,像翡翠分外好看,吃在嘴里分外香脆。
    关于老北京用醋或酒泡“蒜”的食俗,还有一种说法。这要从与“蒜”谐音的“算”字说起。旧京时各家商号店铺有在年前腊月结账的习俗,即要算一年的收支盈亏,查算一下自家所欠外债和应收货款债款。当时,一般是在腊八日这天起查算,正如俗语说的“吃过腊八饭,就把年事办”,旧京时称把腊八节也称“腊八算”。
    自腊八这天起,店员或放债人去催索债款,他们常带一小罐腊八泡的蒜送给欠债人,欠债人一看就明白是催还债款来了。借债的穷苦百姓或小商小贩无力还债时,就在腊八、腊月十八、腊月二十八这几天出去躲债,因此,老百姓为了回避算账索债的人在腊八时“算账”,就做成“腊八蒜”或“腊八酒”,把它们吃掉喝掉,以示消除“晦气”,欢欢喜喜过个平安年、吉祥年。
    另外,在过去,腊八这天老北京还有个不成文的习俗,那就是聘闺女、娶媳妇。当时的老百姓认为腊月是大喜临门的季节,俗称为吉腊月,而腊月初八又是最喜庆吉祥的好日子,所以百姓家多在这一天办喜事,或选择这天为订婚日以示吉庆。每到这天,老北京的街巷里常有吹打着吉庆乐曲的婚嫁仪仗队伍在人群中穿行, 孩子们一边跑着跳着,一边唱着这句歌谣:“腊八腊八日子好,多少大姑改大嫂。”
(8)天桥老胡同拾遗
    留学路以东胡同位置示意图
    雪后的九湾胡同
    ■邱崇禄
    如今北京留学路以东,前门大街以西,西珠市口大街以南,永安路以北的区域内,分布着许多明代时期就有的古老胡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西与新市区为邻、南与繁华老天桥为伍,众多文化人和艺人在这里栖息生存,给这些老胡同增添了许多美丽动人的传奇故事。
    在这些胡同里,有清代大学士翁方纲的生活足迹,也有《光绪顺天府志》编纂者、清末顺天府府尹周家楣的身影。到了清末民初,京剧大家谭鑫培、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相声大师侯宝林等人都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
    如今,游走在这些古老胡同中,不仅能感受到胡同千奇百怪名字后的逸闻趣事,还能在古老胡同里的一砖一瓦中,发掘那些尘封久远的记忆。
    九湾胡同住过清代内阁大学士
    九湾胡同以拐弯多著称。这条胡同从东到西不过三百八十多米,但直弯、急弯、斜弯、缓弯比比皆是。胡同东口略显宽敞,与一般胡同无异,越往西走,胡同越发窄小,胡同西端最窄处只能容一人勉强通过。
    九湾胡同东口与铺陈市胡同相交,西出口向北与校尉营胡同相连。笔者唯恐胡同的弯道数量不准,从东到西接连数了两遍,发现直弯有九个,而斜弯、缓弯有四个,多达十三个弯,还有一些细小的弯忽略不计。在京城的诸多胡同中,一条胡同里出现如此之多的弯,恐怕只有九湾胡同了。
    明代时,九湾胡同因有一小庙,而称为般若寺胡同,隶属正南坊。清朝末年因胡同弯曲多变,改称九曲湾。民国后称九道湾,1965年更名为九湾胡同,胡同早年由河沟衍生而来,因而胡同名里沿用了“湾”字。
    清代诗人、书法家、内阁大学士翁方纲曾在九湾胡同内居住过。翁方纲,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直隶大兴(今北京)人。据翁方纲《翁氏家事略记》记载,翁方纲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出生在正阳门外的罗家井(今崇文门外一带),乾隆五年(1740年)翁家迁居正阳门西大马神庙(今培英胡同),不久又迁入小马神庙胡同(今培智胡同)。
    乾隆六年(1741年),翁家迁到了城南的般若寺胡同(今九湾胡同)居住,坐南朝北的三间小屋成为一家的住所,而正中的一间堂屋,是翁方纲读书学习的地方。翁方纲在他的《复初斋文集》中对此有一段文字回忆:“乾隆六年辛酉正颖仙先生选拔贡生时,吾家僦居正阳门外般若寺胡同陈氏之屋。坐南向北三椽,中间一椽方纲初读五经……”
    此后,翁方纲先后居住过原宣武区的沙土园夹道、大力胡同、香炉营二条等处。乾隆十七年(1752年),翁方纲中进士,殿试改选庶吉士,从此步入翰林院。
    翁方纲精于考据、金石、书法,是清代肌理说诗论的创始人。其书法学欧体、虞体,谨守法度,尤善隶书。在当时,翁方纲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其主要作品有《复初斋文集》、《复初斋外集》、《苏斋题跋》、《粤东经石略》、《礼记附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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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尉营胡同编出《顺天府志》
    出了九湾胡同西北口,就是只剩“半壁江山”的校尉营胡同。前些年拓宽两广大街时,校尉营胡同北侧的民房大部分不存,如今胡同东口北侧还剩孤零零的几座民居。
    胡同西部路南44号是一座三房相连、中为广亮大门的门楼,它在此街低矮的平房群中显得气派。从它饱经沧桑的建筑中,就能感觉到它是一座有故事的楼,它就是江苏宜兴会馆,此前是清末顺天府府尹周家楣的故居。
    周家楣,江苏宜兴人,咸丰九年(1859年)中进士,入翰林院进修三年,结业后历任礼部正六品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相当于外交部司长)等职。光绪四年(1878年),周家楣升任顺天府府尹(相当于北京市市长)。
    周家楣在顺天府府尹任上,主持了《光绪顺天府志》的编纂工作。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重修《畿辅通志》,调取各府州县志书参阅,独缺顺天府府志。周家楣奏请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批准,于光绪五年(1879年)成立了《顺天府志》编纂局,请李鸿章拨九千两官银为启动资金,并请张之洞任总纂,起草了《修书略例》,聘请翰林院和各部名儒,担任分纂。
    《顺天府志》编纂伊始,周家楣因母故世返乡守孝三年。在此期间,周家楣与纂志人员往来信件商讨修志事宜。光绪八年(1882年)周家楣守孝期满再次出任顺天府府尹时,《顺天府志》已编纂三分之一,此时担任总纂的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他推荐翰林院编修缪荃孙接任总纂。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光绪顺天府志》终于编纂完成,而此时周家楣已调任通政使司通政使,但他还为经费不足不能印刷此书而忧心忡忡,后上书李鸿章续得官银四千两,才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将此书印刷出版。
    《光绪顺天府志》共一百三十卷,书分为十大门类,全面记述了北京的历史沿革和当时的全貌,成为后人研究北京历史的必读书籍之一。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周家楣卒于吏部左侍郎任上。光绪十三年(1887年)因周家楣去世,顺天府的老百姓感戴他的德政,吁请清政府将周家楣故居改建为宜兴会馆,方便进京赶考的学子,并在馆内设立祠堂,以纪念周家楣治理顺天府时期的政绩。
    校尉营胡同中段路南14号,曾是“把子魏”的制作作坊。所谓把子,就是戏曲中使用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等多种道具。而“把子魏”所做的把子不仅工艺精湛、坚固耐用,演员应用起来也是得心应手、如虎添翼,因此得到京城梨园界很多名角的称赞。
    “把子魏”的创始人叫魏忠山,1899年生于河北,14岁时来京。15岁时经人介绍,学习把子制作技术。由于他刻苦钻研,很快掌握了制作把子的工艺程序和制作要领。
    出师后,魏忠山从老家将二弟永平、三弟永廷接来北京,在校尉营中段路南宅内安营扎寨,建立忠山号和永平号把子作坊,并在西草市建立了售货门市。
    把子魏制作的把子除了结构牢固、尺寸适度外,他还能根据不同演员的特点和所演不同角色的要求,制作出精良的把子。1956年7月,魏忠山率两号合并入北京市剧装厂。1960年魏忠山退休,1982年病逝。
    位于校尉营胡同18号(原36号)的住宅,著名武生迟月亭曾在此居住。迟月亭(1883年—1964年),原名振源,乳名亮儿。祖籍山东蓬莱。其曾祖迟宝财,是清乾隆、嘉庆年间著名京腔武生、“京腔名伶十三绝”之一。其父迟遇泉(名春祥),三庆班著名武老生,擅演《对刀步战》、《秦琼表功》等戏,享誉一时。迟春祥膝下有三子,第三子名振源,即迟月亭。
    迟月亭人长得帅气漂亮,扮相也俊美,观众送美号“迟亮”。20世纪30年代,迟月亭应邀至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执教,1950年至中国戏曲学校任教。1964年,迟月亭病故。        
    如今的留学路胡同
    鹞儿胡同5号院中的老槐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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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宝林年轻时在留学路居住
    留学路是一条连接西珠市口大街与永安路的南北街道。正午时分,笔者走在这条胡同上,街道两侧的饭馆、商店鳞次栉比,各色商品琳琅满目,高高低低的吆喝声、叫卖声不绝于耳,一股股饭菜的香味儿扑面而来。
    留学路,早年称牛血胡同,全长四百多米,东与校尉营胡同、鹞儿胡同、赵锥子胡同、灵佑胡同,西与板章胡同、香厂路、仁民路相交。这条胡同当年是连接珠市口西大街几大剧场与城南游艺园(今友谊医院西院)、大世界(香厂路与万明路交叉路口东北角)的必经之路。因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老天桥卖艺的众多艺人多寓居于此。
    曾在老天桥公平市场撂地卖艺的相声大师侯宝林,在《我第一次说相声》一文中回忆他17岁(1935年)撂地卖艺居住留学路时的情况,当年的饥饿,给年轻的侯宝林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为了填饱肚子,侯宝林跑遍了北京街头的卖艺市场,在艰苦的生存环境里摸爬滚打、闯荡江湖,终成一代相声大师。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由浦克、张圆、陈汝斌、安震江等著名演员主演的电影《地下尖兵》外景地的部分镜头,就是在留学路北口拍摄。
    为此,笔者重温了这部红色经典的老影片。电影中,昔日的留学路两侧店铺林立招幌高悬,地下党员钱经理(浦克扮演)与地下党员、打入敌军成为参谋的艾永伯(陈汝斌扮演)接头时,背景就是至今还矗立在留学路与赵锥子胡同相交转角处的那座庆三元饽饽房。
    如今,这座具有时代特色的建筑,已成为众多胡同摄影爱好者追逐的对象。不过,随着风沙的侵蚀,它早已褪尽铅华,门脸上高高的女儿墙早已不见了踪影。但影片中以此为景的场面,像一幅民俗风情画牢牢地定格在观众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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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鹞儿胡同诞生指挥大师
    鹞儿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东接前门大街,与铺陈市胡同相交,西连留学路,全长四百多米。鹞儿胡同乍一听,仿佛胡同的历史与某种强悍的猛禽有关。其实,明代时,此胡同叫“要儿”胡同,属正南坊,清代以后演变为鹞儿胡同,一直沿用至今。
    这里是一条非常有故事的胡同,走出了很多文化人士。闻名中外的著名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就出生在这里。
    1917年6月6日,李德伦出生在鹞儿胡同31号(老门牌)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李德伦的大伯父家住“平介会馆”的西院,李德伦家住“平介会馆”东院。因离天桥很近,家人常带他去那里玩儿。在小德伦四五岁的时候,一次去天桥的游玩中,被一个弹三弦儿的艺人吸引。回到家后,小德伦缠着父母给他买三弦琴,父母只好答应。从此,小德伦抱着他心爱的三弦儿,整天拨弄。后来李德伦说,那是他走向乐坛的开端。
    李德伦的父亲酷爱京剧,与当时的京剧演员有来往,家里经常锣鼓点不断,京剧音乐氛围的熏陶,无疑给小德伦打下了音乐启蒙的基础。到了六七岁时,李德伦又发现了另外一个天地,那就是家里听差们住的门房。当时李德伦家东、西两院加在一起有十几个佣人,在那里李德伦接触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当时他家有两个听差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做过华工,他们经常给小德伦讲欧洲的风土人情,讲他们挖战壕、筑工地的亲身经历。李德伦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开始认知社会和人生。这也为他日后的人生轨迹打下了伏笔。
    1931年,李德伦考上了北京师大附中。爱好广泛的他,喜欢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莫泊桑的作品,更喜欢听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当时北京有一个专为外国人办的“燕声”电台,每天播放几小时的西洋古典音乐,周六晚上还放一部歌剧录音,李德伦听得如醉如痴。那时,只要外国音乐团体来北京演出,李德伦每场必到,从不错过。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德伦参加了“北平歌吟团联合会”,在多次示威游行中,李德伦领头高唱抗日歌曲,积极投身到救亡运动中。1940年,李德伦考入上海音专学习。1946年,李德伦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担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的指挥。从此,他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革命的音乐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
    除了交响乐指挥家李德伦,中国著名的林业教育家、植物学家、树木生理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汪振儒(1908-2008)也出生在鹞儿胡同。
    汪振儒的父亲汪鸾翔曾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曾这样写道:“补习数理化的老师叫汪鸾翔,是位博学多才的人。书、画都拿得起来,水彩、油彩不怵,新学样样通。不过给我补课的课本,不管是数理化还是别的科,都是木刻、线装的课本,是汪老师在光绪年间教书时自己编的教材。”汪鸾翔是清华大学的老教授,清华大学的老校歌歌词就出自汪鸾翔之手。
    汪振儒从小耳濡目染,对动植物有着极大的兴趣。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期间,汪振儒为学校花草树木编制了植物名录,还协助教师绘制生理卫生教学挂图,受到师生们的称赞。1925年“三一八”惨案中,汪振儒参加示威游行,被军警开枪打伤左腿。1935年,汪振儒赴美国学习林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祖国,从此走上林业教育之路。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汪振儒参加北京林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林业大学的筹备工作,为中国的林业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鹞儿胡同还是一条梨园艺人聚居的胡同。文武皆能的名伶“九阵风”阎岚秋(1882—1939)病逝于鹞儿胡同21号。鹞儿胡同37号,就是以艺名“玉芙蓉”享誉京、津、沪等地的京剧名角童芷苓的旧居。其旧居门上还有“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的门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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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射虎社做谜数万条
    鹞儿胡同5号,清朝末年是清政府的巡警部,民国时期,改为京师警察厅的侦缉总队。1924年5月21日,在北京从事工人运动的张国焘被直系军阀政府逮捕,关押在鹞儿胡同侦缉总队的牢房里。1927年12月,时任北京市委负责人的马骏,由于叛徒出卖被捕,被押解到鹞儿胡同侦缉总队牢房。马骏遭到敌人严刑拷打,但始终坚贞不屈。1928年2月15日,马骏被押赴天桥刑场。
    鹞儿胡同还与名震京津地区的飞天大盗“燕子李三儿”有关。燕子李三儿,名李鸿,字景华。1895年生于京东蓟县。他专偷高官富户人家,每次作案后会留下一只纸剪的燕子。因为兄弟间排行为三,人送绰号燕子李三儿。民国初年,“燕子李三儿”被捉后关押在鹞儿胡同5号侦缉总队院中大槐树旁边的平房里,为了防止他再次脱逃,侦缉队给他戴上了古老的刑具——“木狗子”(类似木枷),并将他关在院中的水牢里,最终患病身亡。
    鹞儿胡同20号是徽州邑馆,在民国初年活跃着一支极具影响力的诗社:“北平射虎社”。“虎”是灯谜的别称,“射”即猜的意思,用虎的难以射中,形容谜的难猜。
    民国时期,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京城的遗老遗少和旅京的文人雅士,组织了一些诗社、谜社,北平射虎社在此时应运而生。
    当时的谜家樊增祥,诗人易实甫,戏剧家、诗人罗瘿公,联络京城里著名的谜家张郁庭、金子乾、周效璘等人,于1916年夏在徽州邑馆成立了谜社,社名经薛少卿提议为北平射虎社。社址门外右首高挂五尺长、一尺三寸宽的木牌,白漆黑字,上书樊山老人题写的“北平射虎社”五个大字。
    北平射虎社社章规定,每月召开一次聚会,每个社员必须携带自己的谜作(不得少于30条)赴会,用谜篦子把插好的谜条,悬挂于大厅四周的墙壁上,供社员们相互猜射。每当谜会之日,射虎社里观者如潮,大有“满城争说灯谜”之势。
    1917年,射虎社发展社员三百余人。1918年底,该社宣告解散,北平射虎社两年多内共集谜数万条,汇编成谜刊40余册。可以想象,当年射虎社开谜会之日,徽州邑馆里会是何等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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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义轩云集评书名家
    出了鹞儿胡同西口往南,就是赵锥子胡同。赵锥子胡同呈西北—东南走向,西接留学路,东连铺陈市胡同,中部北与四胜胡同、南与荣光胡同相交。
    在明朝时期,此胡同内有一赵姓人家开了一间专做纳鞋底用的锥子铺房,锥子坚固耐用、工艺精良,引得方圆数里的家庭主妇纷纷前来购买,一时赵工匠的锥子铺名声大噪。久而久之,胡同也因此得名赵锥子胡同。“绱鞋不使锥子,真(针)好!”是老北京一句著名的俏皮话。可如今家庭主妇再也不用锥子做鞋了,锥子自然也就风光不再,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可作为胡同的名称,赵锥子胡同却在北京的版图上留了下来,并沿用至今。
    赵锥子胡同西部路北有一座三开间平房建筑,陈旧的房檐板还完整地挂在那里,告诉人们它的风雨过去。房子西墙斑驳的砖雕虽显风化,但镌刻的字迹依然清晰,上面写着:合顺居饭馆。
    京城过去的饭庄、饭馆、饭铺有着严格的区分。其中,饭庄的档次最高,一般是带有戏台的大院落。达官显贵在这样的饭庄里宴请宾朋时,可请戏班助兴。饭馆属于中档水平,虽不像饭庄彰显气派,但往往以周到的服务会赢得更多的回头客光顾。饭铺的档次最低,俗称“二荤铺”。合顺居饭馆显然属于中档水平,承接着周围百姓的普通宴请,红白喜事。
    赵锥子胡同里也有不少故事。谭派老生鼻祖谭志道,艺名“谭叫天”,1853年太平军攻打武昌时,谭志道为躲避战乱,携妻及6岁的孩子北上,辗转入京。后来这个孩子就是京剧“一代宗师”谭鑫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丰泰照相馆在琉璃厂土地祠,为谭鑫培拍摄了《定军山》之“请缨”、“舞刀”、“交锋”三场戏的黑白无声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首部影片。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赵锥子胡同西部路南,有一处三义轩茶馆异常火爆。因是三人合作开设,故而得名三义轩。此茶馆早间和上午以售茶为主,兼卖零食小吃,下午和晚上则是说书的时间。当时评书界的各路名角纷纷登场亮相,听众趋之若鹜。评书演员品正三的《隋唐》、袁杰英的《施公案》、王杰魁的《包公案》、赵英颇的《聊斋》、李万兴的《三侠剑》、李存源的《西汉》等评书,常使六间房大的茶馆爆棚。至今,胡同里的老人们谈起往事时,还津津乐道。
    清末民初时,这里成为“八大胡同”的延伸区。1949年后,新政府制定了取缔暗娼、妓女的政策。从此,赵锥子胡同获得了新生。
(9)天桥为何不见“桥”
    如今的天桥 
    如今的天桥小年庙会成了北京民俗展示的窗口。
    城·史
    在许多城市都曾有过市井娱乐与消费的集中地,如天津的三不管、南京的夫子庙、郑州的老坟岗等,而其名声最大、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可能要算老北京的天桥了。
    老天桥市场形成于清末,民国初年得到快速发展,民国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那时的天桥占地广阔,其中又分为多个市场,演出各类戏曲、曲艺、戏法、杂技的戏棚及场地遍布市场,各类食品与商业摊棚鳞次栉比,整天游人摩肩接踵,人声鼎沸,热闹异常。许多回忆天桥的文章写的正是这个时期。
    在某些回忆天桥的文章中,把天桥描绘得过于美好,似乎是座平民乐园,其实绝非如此。旧天桥官匪勾结、恶霸横行,充满了穷苦艺人和手工业者的血泪。天桥又是藏污纳垢之处,到处是骗局陷阱,许多家长是不许孩子逛天桥的。有些文章主张恢复旧天桥,这也是绝无必要,更无可能的。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它已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无法再复制、再重生。
    桥在何处
    天桥地区真的存在过一座“天桥”吗?它建于何时?规模如何?现况怎样?
    历史上的北京外城南部曾是一片水乡。明代内城之水从正阳门与宣武门之间的“响闸”流出,在虎坊桥东南形成了20余个大小不等的湖泊。有一条河从西向东流过,这条河当时无名,清末名龙须沟。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丽正门(正阳门)外五里余东西两侧各建一坛,东名天地坛,即现天坛;西名山川坛,即现先农坛。为方便帝王拜祭天坛,从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修建了大道。在大道经过龙须沟处修建了一座桥,因是天子祭天必经之桥,名曰天桥。天桥修建的具体年代没有确切的记载,一种认为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以后,具体位置在现前门大街、天桥南大街、天坛路和永安路四条路的交汇处。
    天桥以白色石料修成,南北向,跨于龙须沟之上。桥两侧有望柱、望板。桥身很高,据说当年在桥南向北望,看不到正阳门。在桥北向南望,看不到永定门。桥的两侧曾各建一亭,亭内有石幢。
    1906年正阳门至永定门之间翻修马路,将天桥桥面降低。1914年整治龙须沟西段,将天桥以西龙须沟砌为暗沟。1927年因铺设有轨电车轨道,将天桥改为平桥。1934年在拓宽马路时,将天桥拆除,从此天桥“有名无桥”了。
    天桥被拆除后,天桥的地名被保留了下来,直至今日。人们说起天桥,早已不是指一座桥而是一个地区。天桥附近的天桥市场也一直被简称为天桥。
    2012年市规划委公布重建天桥。由于天桥原址在交通繁忙的十字路口,在原址复建十分困难,决定复建位置向南移动40米。2013年底天桥复建完工。新的汉白玉拱桥和两座石碑矗立在一片绿化带中,结束了天桥有名无桥的历史。
    市场何在
    天桥一带直至清中后期依然水质清澈,遍种荷花。清乾隆时曾整理疏浚天桥一带的积水,补种杨柳,红荷绿柳,风景更佳。来京应试的举子和住在宣南的文人常来游览,留下了不少咏诵天桥的诗篇。据说诗人朱彝尊常流连于天桥,他有关北京的巨著《日下旧闻》,不少章节是在天桥的酒楼上起草的。
    清末民初人震钧所著,刊刻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天咫偶闻》中有些对天桥市场较早的描绘:“天桥南北,地最宏敞,贾人趁墟之货,每日云集。……今日天桥左边,亦无酒楼,但有玩百戏者,如唱书、走索之属耳。”说明在清末已有商人在天桥附近设摊售货并出现了曲艺、杂技等娱乐内容。当时在天坛及先农坛坛根设摊不必交纳地租。于是摆摊和卖艺者越来越多,渐成市场。清末修建铁路后,京津铁路车站设于马家堡,京汉铁路车站设于卢沟桥。往来旅客出入永定门,天桥是必经之地,无数的旅客为天桥带来了繁荣。
    1915年,为改善前门的交通,内务总长朱启钤主持改建前门。拆除瓮城,原瓮城两侧东西荷包巷商业街同时被拆,所拆之木石砖瓦移至天桥西,建立市场。天桥市场是总名称,它以当年的永定门大街北段划分,街东称东市场,后为原崇文区管辖。街西为西市场,后属原宣武区管辖。东市场从北往南依次有一巷至五巷及东街等,还有天桥市场最早建成的三个戏园歌舞台、燕舞台和乐舞台。西市场最早有在先农坛东北建立的水心亭公园,后在水心亭公园旧址上开设公平市场。先农坛东北第一道坛墙拆除后,又先后建起了先农市场、城南商场、惠元商场、三角市场等,成为天桥市场的核心。
    天桥市场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在天桥市场说书多年的评书名家连阔如在《江湖丛谈》中说:“天桥市场地势宽阔,面积之大,在北平算是第一。各省市的市场没有比它大的。东至金鱼池(不包括),西至城南游艺园(不包括),南至先农坛、天坛西门,北至东西沟沿,这些个地方糊里糊涂地都叫天桥市场。”这就是鼎盛时期天桥市场的范围。
    天桥的绝活儿与戏园
    人们常用“万花筒”来形容天桥市场的丰富多彩和无所不包。在天桥穿的、吃的、用的、玩的应有尽有。各种估衣铺、绸布摊、鞋帽店、洋货摊、旧木器家具摊等星罗棋布。各种风味食品如豆汁儿、爆肚儿、切糕、灌肠、硬面饽饽等随处可见。更有看相、算命、卖假药等各种骗人的勾当。当时天桥的商品和饮食都是档次最低的,不可能给后人留下什么宝贵的遗产,惟有天桥的“玩儿”有许多是绝活,对戏曲、曲艺、杂技等艺术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也锻炼、培养出一批批身怀绝技的艺人,从天桥走出了许多艺术大家。
    在天桥出现过许多深受欢迎的艺人,人们把其中技艺最精,表演最为奇特,给游人带来最大惊奇与欢乐者称为“八大怪”。在天桥几十年的发展中,并不是只有一批“八大怪”,而是有几批“八大怪”。一般分为庚子时期、辛亥时期和民国时期三批或称三代。第三代“八大怪”公认的是唱滑稽二黄的云里飞、拉洋片的大金牙、说相声的焦德海、摔跤的沈三、“赛活驴”关德俊、骂大街卖药糖的大兵黄、卖蹭油皂的周绍棠、从不说话只练不说的拐子顶砖。
    一些全国著名的曲艺艺术家也是从天桥走出来的。快板名家高凤山、琴书泰斗关学曾、评书大家连阔如、相声大师侯宝林、北京曲剧创始人魏喜奎等都长期在天桥学艺、卖艺,从天桥的露天书场走向全国的大舞台。
    天桥的戏园子数量多,密度大,不仅在北京,即使在全国其他城市类似的娱乐场所中也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有近30家,演出河北梆子、评剧、京剧、哈哈腔、曲艺杂耍等。但其档次却是极低的,初期多为戏棚子,观众座席为长板凳。1933年左右,天桥发生了一次大火灾,烧毁了十多座大棚。当局为避免再次发生火灾,明令各家戏园由席棚改为砖灰墙,铅铁板盖顶。
    建于1910年的歌舞台,是天桥第一家戏园子。随后在它南边建成乐舞台、燕舞台,三家一字排开,都以演评戏为主,均在东市场,今自然博物馆的位置。20世纪30年代初,三个舞台均在大火中焚毁,相继停业。西市场内戏园更多,有吉祥戏园、升平戏园、丹桂戏园、魁华舞台、红楼剧场、万盛轩戏园、天乐戏园等20余家。
    万盛轩是其中最有名气的一家。它是1931年在原茶棚基础上改建的,专演评戏。1963年万盛轩翻建,老舍先生题名为“万胜剧场”。1978年万胜剧场再次翻修扩建,现在是天桥杂技剧场。天乐戏院在万盛轩东侧,1933年筹建,初演评戏。1977年天乐戏院重新翻建,改称天桥礼堂,2004年改为天桥乐茶园。由曹禺题写匾额,茶园内演出曲艺、杂技、戏曲、老天桥绝活儿等,弥漫着浓郁的老北京风情。现在德云社在此演出相声。丹桂戏院也是20世纪30年代初由茶棚改建而成,初演哈哈腔,后演评戏,上世纪40年代改演河北梆子。1961年经过翻建改名天桥电影院。
    消失的水心亭公园
    民国初期,天桥市场初步形成后,拥挤异常,十分喧嚣,游人没有休息纳凉之处,更无任何自然景观。当局提出应在城南开辟一个公园,供人们消夏避暑。民国六年(1917年),北京外右五区署长高尔禄与富商董辅泉共同出资,在先农坛东墙外凿池引水,在池中央建凉亭式大棚一座,四周有玻璃窗,可以远眺,名水心亭。亭内设有茶座,午后有各种曲艺演出。池的东、西、北三隅也各建有草亭,分别为六角、八角、三角形。池内种有莲藕、慈姑等,岸上遍植桃柳,统称水心亭公园,成为天桥市场旁的一处颇受欢迎的园林。张恨水的名著《啼笑因缘》中的许多情节就发生在水心亭公园和天桥。
    但水心亭仅存在了几年,民国九年、十年,天桥连遭火灾,水心亭被焚后没有再复建。公园北部给电车公司建电车总站,民国十五年(1926年)拆去先农坛外坛墙,在坛的东北角建三角市场、惠元商场、公平市场等。 陈 溥
(10)风雨自得园
    果郡王允礼
    ■ 王密林
    北京市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要着力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保护好历史文化名城,推进区域文化遗产连片、成线保护利用。其中,西部西山文化带专门制订了保护利用规划。毫无疑问,三山五园历史文化景区是西山文化带的核心区域。
    自辽、金以来,北京西郊即为风景名胜之区,西山以东重峦叠嶂,湖泊罗列,泉水充沛,山水衬映,具有江南水乡的山水自然景观。清代皇室在北京西郊掀起皇家园林营造大潮时,也给王公大臣建了不少“赐园”。赐园是北京独有的贵族第宅园林,即由皇帝赐予王公大臣的园林。王公赐园也星罗棋布于有“神皋胜区”之称的西郊,拱卫着以“三山五园”为中心的皇家御园,成为一时的胜景,富丽堂皇、美不胜收。赐园的产权属于皇帝,王公大臣有的只是居住权,所以赐园与御园可以互相转化。这些御园与赐园代表了清代造园艺术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古典园林的集大成之作。 自得园就是位于北京海淀的一座建于清雍正年间的皇家赐园。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赐园终成为历史。百年沧桑后,多数赐园湮没了,不再是具象的,而仅以文献中的华丽篇章的形式存在着,但当我们历数着洪雅园、云锦园、淑春园、鸣鹤园、朗润园、承泽园、蔚秀园等园名时,似乎它们从未湮没过,它们所代表的文化、艺术,以及它们自身的轶事遗闻,早已融进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成了不可磨灭的千古传奇。今天的品读,就撷取这些传奇中的一支——自得园,讲一讲它所承载着的不平凡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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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代样式雷设计自得园
    雍正即位后,将自己做亲王时的赐园圆明园大规模扩建成皇家御园。雍正三年,由广储司拨付圆明园工程银30万两。这年八月,开始正式驻跸圆明园。在为此做筹备时,为了笼络十七弟允礼,雍正封其为果郡王,并特为他在圆明园旁赐地建园。允礼在《御赐自得园记》中写道:“圣上驻跸圆明园,臣允礼扈从。蒙恩于园西南隅赐地一区,山环水汇,因地势之自然以为丘壑,正方定位,庀材鸠工,皆出内帑,而官监之。”这说明自得园是由雍正亲自选择地址,拨付内帑(即那30万两圆明园工程银的一部分)做建设资金,由内务府主持修建的。选址上可见雍正皇帝对这位十七弟的格外照顾,自得园就建在圆明园的西南墙外,距圆明园大宫门仅一里之遥,十分方便允礼入圆明园上朝。
    自得园既然由内务府主持修建,内务府样式房的掌案(总设计师)就应是它的设计者,那么此时担任样式房掌案的是谁呢?就是鼎鼎大名的宫廷园林设计师家族“样式雷”的第二代传人雷金玉。雷金玉早年在营造畅春园的工程中,因技艺超群而立了大功,誉满京城。此时的他已年近七旬,在雍正大兴土木之时,应诏担任样式房掌案,负责设计和制作殿台楼阁和园庭的画样、烫样,并负责指导施工。
    允礼从八岁起就随父皇巡视各地,是见识过真山水和历代名胜的人,兼之又是丹青妙手,胸有丘壑,再加上园主的身份,对自得园的设计是倾心参与。园内不少景点设计都有允礼的建议,最后还要得到他的首肯。自得园山水建筑的布局处处体现了允礼的艺术品位和情怀,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得园看作是允礼与雷金玉合作的成果。
    新建的自得园呈长方形,占地约200余亩,是京城西郊最大的一座王公赐园,与鸣鹤园、自怡园、澄怀园、熙春园并称京西五大邸园。全园由虎皮石墙环绕。这种石材是瓮山到香山一带出产的红黄色砂岩,西郊的园林就地取材,大量使用了这种砂岩石块作为墙体的建筑材料。用其砌筑的墙壁,颜色斑驳,宛若虎皮,故得名为“虎皮石墙”。自得园的北园墙位于圆明园的南墙略微偏北的水平线上,墙北大路直通圆明园西南角的随墙门,路北的西部是大有庄,东部是连绵的稻田。东墙外是一亩园。南墙外隔大路和农田便是自怡园。西墙外则是青葱苍翠的瓮山,在以后的乾隆年间,这里诞生了又一座御园——清漪园(颐和园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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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园名取自于宋代大儒程颢
    经过半年多的施工,园内的几座主要建筑已告落成,自得园初具规模。当年的八月初九,雍正为允礼赐园名,取宋代大儒程颢的诗句“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之意,命名为自得园,并赐予御书“自得园”匾额,还为四座主要建筑分别题写了匾额:春和堂、静观楼、心旷神怡、逊志时敏。
    允礼在《御赐自得园记》中称自得园的“规制之备,布列之宜,景物之美,登临之乐,则别绘为图而于记弗详”,如今记存图已经找不见了,一园的胜景难知其详,只能通过查阅现存史料,才能得出些略显模糊的影像。
    自得园的大门开在南墙中部偏东的位置,为三楹歇山式,与圆明园大宫门东西咫尺相望。北墙的西北也开有一门,出门即是大有村。入得园来,但见水天一色,弥望无际。这是一座以水景取胜的疏朗闲适明秀的园林,园内引的是玉泉山的水,从瓮山下东流,自南墙入园。园内水域宽广,由七八个湖池联翩而成。狭长的西池沿着西墙南北向纵列,稍宽的北部水域中堆着一座土山,中部水域则向东突出,与其他水面相通。东湖是园中的主要水域,纵贯南北,水域南部横亘着一列长长的土山,宽阔的北部水域正中有一座小岛。园内建筑稀疏错落,池广树茂,旷远明瑟。北墙内有一道东西向的逶迤连绵的土山,东西湖之间、东墙中部的湖畔,以及园子的东南角,都建有假山。行于园中的甬路上,有“林深不知午”之感。
    允礼在《御赐自得园记》中,对园中景致有着精彩的描述:“兹园之中,高者,洼者,奥者,旷者,台榭亭厦,桥梁磴瀑,曲得其面势;竹树葩卉,随在而旁罗;温凉朝暮,风雨晦明,物象时光,无不与人相惬,对之常心旷神怡。”
    园内的主要建筑春和堂,位于东西湖之间,北枕土山,是允礼的园居之所。静观楼建在东湖中的圆岛上,是全园的风景中心,也是登临赏景的最佳处所。登上静观楼,远观园外,秀丽的瓮山和玉泉山,以及连绵的西山,含青吐翠,飞扑于眉睫间;近赏园内,眸中映的是满园胜景;下瞰一泓澄静的湖水,环境清幽,淡泊自然,近乎天然风景。观至此,允礼不禁诗兴大发,吟出一首《静观楼成咏》:
    面面层峦向我楼,含青碧沼映空幽。
    买山徒自登高峻,泛水恒难际顺流。
    月夕静观澄镜影,晴朝历数秀峰头。
    赏心惬目仙都性,犹记当时纵意游。
    “心旷神怡”这座斋宇也建于岛上,而“逊志时敏”则是允礼的书房。优越的地址,绮丽的景观,使允礼心绪澄净,陶冶了性情。
    乾隆十五年以后,自得园毗邻的瓮山开始兴建大型皇家御园清漪园,自园中西望,座座亭台楼阁如珠宫贝阙般错落有致,矗于花木掩映的山间,这些被借入园中的胜景,更增添了自得园妩媚绮丽的景色。园中接天映日的荷池,疏朗明秀的山色,庭中花影移墙,堂前峰峦当窗,宛如画中,使人身心俱醉。
    
    自得园首任园主果郡王允礼
    自得园内的步军统领衙门公所大门
    自得园内的内务府正堂
    自得园升平署院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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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老园成为御马圈
    然而,随着允礼去世,以及后代爵位下降,失去了继续住在自得园的资格,自得园被内务府收回,并逐步被改建为御马圈。到道光十六年(1836年),自得园结束了其112年的王公赐园的历史,完全成为圆明园的御马圈,由内务府的相关人员管理着供皇帝出行时骑乘的马匹和车辆。自此以后,样式房所绘《圆明园来水河道全图》和《圆明园外围大墙图》中,将自得园范围内分别标注为“御马圈”和“御马厂”。可怜允礼精心缔构的文士园林,几代王公苦心经营的颐养之所,最终成了车马喧阗的所在,不复赐园时期的繁华景象了。
    清帝驻跸圆明园时,经常从位于圆明园西南角的藻园门出发,沿御道去往西郊诸御园,他们一般喜欢选择骑马前往。于是,御马圈就成了圆明园与西郊诸御园的中转站。
    除了驯养御马,御马圈中还饲养过马兰镇总兵进贡的鹿只。这些贡鹿,原本是在香山静宜园中的鹿苑饲养,为了迎接来内地的六世班禅,乾隆下令在鹿苑的位置上营建宗镜大昭之庙(昭庙),便将鹿苑所豢养的鹿只移到御马圈。自得园东南墙内一带小土山的山洞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残存着一些青砖砌成的拱券顶的洞室,据老人所讲,就是当年圏鹿的地方。
    清宫中养鹿除了供食用和药用外,还有供祭祀活动用的,数目往往不少。自得园养鹿期间,因照管不当,曾出过贡鹿死伤的事。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十月初七,马兰镇总兵进小鹿70只,送交自得园喂养,准备祭祀之用。不料初九的夜间,竟被园中的狐狸咬毙6只、咬伤2只,最后这些死伤的小鹿都被送到圆明园外的虎城喂了老虎。
    咸丰十年(1860年)八九月间,英法联军抢掠圆明园。侵略军和一些土匪手执各种器械蜂拥冲进御马圈,抢走听差马20匹、官鞍12盘。御马圈损失的并不算大,这是因为圈中饲养的多数听差御马和所配马具,在这之前都被征走,供咸丰皇帝及其随从北逃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用了。侵略军还在安河圈、郭什哈圈、花马圈等地共抢劫各种马、骡、驼等共计211匹。名苑被毁,殃及御马,故《御马厩与八旗官马》中有“上驷院御马皆灭于庚申(1860年)及庚子(1900年)”之说。
    悍然纵火焚毁了圆明园的英国侵略军,在18、19两日,又派遣骑兵出藻园门,沿着西山御道,一路将香山、玉泉山、万寿山及其周边的所有皇家园林和附属设施付之一炬。御马圈连同自得园的旧有建筑多被焚毁,成为一片瓦砾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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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门提督曾在此办公
    光绪十四年(1888年),慈禧以“颐养冲和”为名,在清漪园的故址建颐和园。后在颐和园东宫门外自得园旧址的西部,落成了一组南北纵向连接的四合院、三合院建筑群,与德和园的大戏台隔墙相望。
    从清末绘制的《五园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建筑群的风貌。据颐和园文物管理部门介绍,南起第一个院落是步军统领衙门公所,是专门负责颐和园保卫工作的机构,管理颐和园周边的46处堆拔(哨卡);第二个院落是档案房;第三、四个院落则是“沿革升平署衙门”。升平署是清代掌管宫廷戏曲演出活动的机构,最初称南府,始于康熙年间,隶属于内务府,道光七年(1827年)改称升平署,仍主管宫廷戏曲演出事务。
    步军统领衙门公所建成于光绪十七年(1891年)。步军统领的全称是“提督九门步军巡捕五营统领”,即俗称的“九门提督”,官阶为从一品。清朝最高统治者对步军统领的人选极为重视,非满人、非心腹重臣,不能担任此职,甚至数度由位高爵显的亲王级人物充任。
    “中华民国”建立后,步军统领衙门因其重要性,故仍予以保留,改称“京师步军统领衙门”,由高级军官担任此职,继续负责北京的社会治安和警备卫戍。因为民国初年西郊众多前清皇室的皇家园林全部改由步军统领衙门负责管理和保卫工作,因此仍以颐和园步军统领衙门公所为办公地。1924年,冯玉祥率部进入北京,为响应由陈独秀、李大钊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中“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的呼吁,同年11月5日,裁撤了步军统领衙门。
    这所看似不大的院落,由于其独具的优越位置与历史环境,在这百多年的历史中,注定会发生一些不平凡的事,使它颇有人文底蕴和传奇性。比如北京最早的电话通讯点就建于此。1902年1月,回京的慈禧和光绪驻跸颐和园,对一年多以前发生的庚子之乱记忆犹新。慈禧痛切地感受到快捷的通讯对处理军政事务的重要,于是,外务部与步军统领衙门共同出资白银2256两,由丹麦商人璞尔生办的“电铃公司”架设了从城内的外务部(旧址在东城区东堂子胡同),到颐和园步军统领衙门公所的电话专线,线路总长48公里。一旦有涉及列强的外交事务亟待最高层处置,即可由外务部用电话通报颐和园步军统领衙门公所,再由公所的执勤人员禀告颐和园内,候得旨意,再给外务部回话。
    问题是既然铺设了电话线,直接通到颐和园内不是更为方便吗?个中原因恐怕还是保守的慈禧太后对这等“西洋玩意”缺少足够了解,对接触它还怀有戒心,总想与其保持一定距离。她的这重重顾虑,倒是成就了这个不起眼的小院,成了北京最早享受快捷的电话通讯服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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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廷大戏在此排演
    除了步军统领衙门公所外,自得园的旧址上还建起“沿革升平署衙门”。据宣统二年(1910年)的《内务府档》记载:“升平署为报堂事,本署建堂地址在京西颐和园东宫门外迤东偏北,东向,前后凡二十三重,其廨舍之数共房间二百十二间,设立沿革升平署衙门,于光绪十七年奉旨赏住。”通过这份珍贵的档案,我们可以知道颐和园升平署的具体位置、建筑规模和落成使用的时间。
    在光绪年间,升平署所属人员曾达380余人,内设工程处、钱粮处、内学、中和乐、盔头作、档案房等机构。演员由“内学”和“外学”组成。由太监充任的称为“内学”,太监组成的戏班称为“本宫”或“本家”,常驻于升平署内,时刻听从调遣。由于待遇不佳,加之学戏辛苦,常有内学人员出逃;“外学”则是指民间戏班的职业演员,宫中演戏需要时再由升平署提调“外学”演员进宫承差。
    慈禧嗜好戏曲,在其驻跸颐和园期间,升平署是极为忙碌的。由于清廷已是财力衰竭,署内各式行头不能如往常一样多备一套,每次共计41辆大车的箱笼行头,都需由城内到颐和园之间来回转运。为了方便到德和园大戏台演戏,升平署的人员可直接从颐和园东墙侧门进入园内,而颐和园与升平署之间南北向的街道也由此得名为“升平署街”。因紧邻颐和园,在慈禧登万寿山游览时,升平署人员不许出入偷看,如有偷看声高被总管查出,重责不恕。
    升平署还是“本宫”戏班平时受教和排练的场所,“外学”中的佼佼者如孙菊仙、杨月楼、谭鑫培、陈德霖、王瑶卿、杨小楼等都曾在此任教习,教小太监们学戏。署内还有存收戏曲演出所用的衣靠盔杂、行头切末等项的库房。此外,几部宫廷大戏的剧本也收储于署内。这些宫廷大戏包括:《劝善金科》(《目莲救母》)、《升平宝筏》(《西游记》)、《鼎峙春秋》(《三国演义》)、《忠义璇图》(《水浒传》)、《昭代箫韶》(《杨家将》)、《封神天榜》(《封神演义》)等。这些宫廷大戏一般规模为十本,每本二十四出,共二百四十出,部头浩大,简直就是戏曲连续剧。这些剧本一律用白皮纸书写,外面用明黄纸做封面、封底,封面上贴红色纸签,写着戏名,专供慈禧太后翻看,称为“安殿本”。
    这些宫廷大戏原本都是昆曲剧目,但慈禧对昆曲兴趣不大,却极为喜爱皮黄(即京剧的前身)。在“撤帘归政”后,为了打发时间,她萌生了将二百四十出的宫廷大戏《昭代箫韶》由昆曲本改编为皮黄本的念头。《昭代箫韶》卷帙浩繁,改编工作可称得上是个不小的文化工程。据周志辅先生在《昭代箫韶之三种脚本》一文中所述,慈禧将太医院、如意馆中稍知文理之人,全数宣至便殿,分班跪于殿中,由太后取昆曲原本,诸人分记词句,加以渲染,再拼凑成文,呈进定稿……正是由于来自宫廷的欣赏、支持和倡导,京剧在这段时间里完成了定型,最终成为行当齐全、技艺全面、雅俗共赏的剧种。
    到民国年间,二十九军的副军长佟麟阁曾在原自得园内建过一座小宅园——佟园。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了北平。1940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署署长殷同拆毁佟宅,在自得园旧址创建了“建设总署土木工程专科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清华大学农学院于1946年接收了全部校址,1950年10月,清华大学农学院将校址移交给中央党校的前身马列学院。后来,这里被称为中央党校南院。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自得园旧有的山形水系仍大体上保存。
(11)寻找历史上的“方步亭”
    解放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元券
    当时的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他的儿子是享誉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资料图)
    受命调查金潮案的郑介民
    《北平无战事》剧照中的方步亭
    ■杨 之
    凡是看过电视剧《北平无战事》 的读者,想必记得第七集的一个片段: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曾可达少将领导的北平“五人调查小组”,在位于张治中路的顾维钧住宅传唤中央银行北平分行行长方步亭。当表情严肃的方行长走进审讯大厅时,一向专横跋扈的曾可达将军竟然要求其余审讯官一起恭敬地起身迎接。看这架势,哪像是在审讯嫌疑犯,分明是在迎接贵客。虽然这是电视剧,其中不乏文学虚构的成分,但正如所有的文学素材都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历史素材一样。《北平无战事》中的方步亭,在真实的民国历史中,也是确有其人物原型的。此公就是出身姑苏名族的贝祖贻,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身份,就是“远东保险王”史带及其“友邦”集团的幕后大佬。
    “金潮案”牵涉到贝祖贻
    在民国后半期,贝祖贻官至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是蒋介石的大舅哥宋子文的心腹,凭借这一显赫的权势网络,贝氏掌握国民政府的金融命脉,呼风唤雨,叱咤风云,生前享尽荣华富贵。贝祖贻身后还因子而荣,他的儿子就是当今享誉世界的建筑设计大师贝聿铭先生。
    或许是金融工作的阅历使然,贝祖贻在民国政坛上原本是一个行事低调的人物。但是,1947年春爆发的上海“金潮案”让贝氏卷入其中,成为举国关注的焦点人物。
    上海金融案发生在1947年春,此案直接促动了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即“金圆券”的发行,并取代1935年发行的老货币“法币”。上海“金潮案”的发生与贝祖贻领导的中央银行脱不了干系。中央银行拥有货币发行权,为了应付通货膨胀的危机,中央银行被迫发行“大额纸币”,结果导致“金价狂涨”,令国民政府的纸币信用尽失。一时之间,上海奸商纷纷套购央行的黄金。据1947年2月11日的《申报》报道:“金钞在涨风潮,自过了旧历新年以来,突趋疯狂;到了昨天黄金已叩七百万大关,美钞黑市亦上至一万三千元,形势至为混乱,人心亦均惶惶。盖以金价上涨,必然牵连到一般物价的上涨,使工商趋于萎缩,人民生计益困。”当时,也有谣传上海“金潮”有共产党在幕后操纵。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正受到各方猛烈攻击。宋子文被迫于3月1日辞职,贝祖贻作为宋的亲信也被免职。财政部长俞鸿钧虽然没有因此去职, 但其权威性无疑也受到一定的影响。
    这一背景被移植到《北平无战事》中。电视剧中的故事情节是:1948年7月,国统区粮价已飙升至36万法币一斤,北平参议会决议强令取消一万五千名东北流亡学生配给粮,引发了学生抗议,爆出了国民党空军勾结北平民食调配委员会走私弊案。美国照会将停止对国民政府的援助,中央银行急电北平分行经理方步亭调查走私账目。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曾可达与调任北平警察局局长的徐铁英,组成“五人小组”,飞抵北平调查贪腐问题。在调查会议上,“五人小组”各怀鬼胎,而方步亭则被五人小组请去问话。
    真实的历史事件中,贝祖贻也被五人调查小组叫去问话。
    军统提讯贝祖贻
    蒋介石特命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厅长兼保密局局长(原军统局)郑介民会同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负责组织“经济监察团”,实施紧急措施。1947年2月15日,郑介民抽调几百名军警工作人员,开始普查上海市银行、金号、米店、股市等交易场所,并侦察监视有操纵嫌疑之人物,一旦发现有可疑之人,随时逮捕。当日下午2时,郑介民在其寓所召集上海军警机关高级人员,讨论“经济监察团”组成人员,决定成立“上海五人调查小组”,其成员是:警察局行政处处长方志超,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市政府参事王新衡,宪兵23团团长吴光运以及中纺公司季源溥,此“五人调查小组”团长由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兼任。
    郑介民赴沪调查上海金潮案的背后,实际上还肩负了蒋介石的秘密使命,就是为即将推行的“币制改革”做好准备工作。1947 年2 月26 日, 蒋介石面谕财政部部长俞鸿钧,请其代电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有关行局: “自即日起, 所有资源委员会, 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银行, 中信、邮汇两局所存外汇, 应即悉数移存中央银行。等因。请即洽办。”拉开了币制改革的序幕。
    与此同时,作为上海金融风潮的当事人,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也如坐针毡,面临着上海“五人调查小组”的提讯。1947年2月15日上午,郑介民亲自到上海央行调查“2月1日之后黄金交易账目”,因贝祖贻尚在南京,由贝的助理、央行业务局局长林凤苞报告“金潮”经过。其后,郑介民宣称要“坐镇沪市,五日内暂不返京”。围绕上海“金潮案”,国民政府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相互倾轧,行政当局与立法机构,中央与地方,官股与商股之间展开复杂的政治较量,而贝祖贻则处于这场政治风暴的中枢,他的去留与否,直接牵涉到各个政治集团的利益。奉有蒋介石“尚方宝剑”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如何处置贝祖贻,令国人拭目以待。
    提讯现场如迎接贵客
    1947年6月3日的《申报》提前爆料说:“后日传讯前国行总裁贝祖贻,林(凤苞)、杨(安仁)亦同时传讯。” 6月4日上午9时,上海地检处终于提讯贝祖贻及其助手等人。闻风而至的各地新闻媒体记者一个个手拿“开麦拉”(Camera,当时的照相机音译),早已围在上海地检处大门入口处的两侧,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着即将出场的上海“金潮案”主要“嫌疑犯”贝祖贻。
    此时,地检处大门口鸦雀无声,时钟走到1947年6月4日上午九时零五分。一辆绿色私家汽车缓缓驶来,停在地检处大门口。贝祖贻在其律师端木凯的陪同下,从容下车。贝氏身着“灰色西装”,面带笑容。下车时,记者的“开麦拉”(Cemera)纷纷将贝氏摄入镜头。按照正常管理,作为被“提讯者”,贝祖贻应该先到门房报到,但是他没有,而是径直向三楼的会客室走去,并且悠闲地坐下来喝茶。于是,地检处检察官丁傅恩只好协同书记官司徒碧华到会客室,临时把会客室作为法庭,开始询问。至上午11时20分,审讯结束。贝祖贻下楼时,摄影记者们又开动照相机快门,“咔咔地,拍个不停”。记者们把贝祖贻围住在其汽车门口,请其发表感想。贝祖贻连连笑称:“我们都是老朋友,老朋友!”拒不发表意见。
    事后,上海媒体就这次审讯,进行了冷嘲热讽,认为上海地检处提讯贝氏,贝氏的“狂妄表现”令国民政府的法律尊严颜面无存。有社论说:“查金潮案直接有关之重要人员,厥为前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因央行出售金条而发生种种黑幕,贝氏实不能辞其咎。金潮案初发时,贝氏名列要犯。当时郑介民之口号为专打老虎,不拍苍蝇,故人人为贝氏危。但官僚资本庇护之下,贝氏非但未判罪,甚且法院传讯时,亦破千古未有之奇闻,以地方监察处办公室当作侦讯室,检察官移樽就教,开庭审查……只因被告为一显要,检察官丁傅恩不惜破坏法律尊严,以会议室权充法庭,实中国司法界之奇耻大辱也。”
    这就是历史中的“方步亭”——贝祖贻在1947年上海“金潮案”中的审讯情形。其面对检察官的泰然自若,面对记者提问时的“谈笑风生”,一句“我们都是老朋友”,足以说明这个历史上的“方步亭”,也即中央银行总裁的贝祖贻,其应对调查人员的自如程度,足以让影视剧中的方步亭望尘莫及了。
(12)老北京曾有哪些以“鸡”命名的胡同?


    户力平
    今天是农历丙申年的腊月初八,随着猴年渐近尾声,丁酉鸡年马上就将到来了。因“鸡”与“吉”谐音,自古以来被视为吉祥之物,且有金鸡纳福、金鸡鸣祥之说,所以历史上京城曾有多条以鸡命名的街巷,如鸡市口、鸡鸭市、鸡爪胡同、宝鸡巷、火鸡胡同等,后因北京地名多次整顿、雅化以及胡同逐渐拆迁,这些胡同如今不少已难寻其踪……
    吉市口原称鸡市口
    曾为东直门外的家禽交易市场
    吉市口位于朝阳门外。明朝中后期,有来自京郊及通州的商贩,聚集在朝阳门外的空场上以出售家禽为业,主要是鸡、鸭、鹅等。因这地界儿紧邻着朝阳门,人来人往很是热闹,短短几年就成为远近闻名的家禽集散地,京城的酒楼、饭庄、王府都到此采购。为了经营方便,一些人便在此搭建起简易房子,一半为铺面,一半用于居住,逐渐形成多条街巷。其中一条南北走向的街道较宽,其南口在清雍正年间成为一处较大的鸡鸭鹅市场,俗称“鸡市口”。该市场逐渐消失后,“鸡市口”因不雅被谐音改为“吉市口”。
    据1993年《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载:吉市口胡同位于区域西部,南北走向,北起吉市口八条,南至朝阳门外大街。中与吉市口八条、杨家胡同等11条街巷相交,东侧与吉市口中巷平行。成路于清代,南口原为鸡鸭市场,故曾名鸡市口。清吴长元编著的《宸垣识略》就曾提及鸡市口:“东城副指挥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北营外西一守备署在朝阳门外鸡市口头条胡同。”民国初,寓意吉祥,取其谐音,易名为“吉市口”。民国后期改名为吉市口胡同。该胡同及其以东地区,原居民多为工匠、手艺人、小商贩等城市贫民,住房矮小简陋。清末民初,吉市口胡同以东地区就已形成大片居住区。随之产生了西起吉市口胡同,东至元老胡同,自南向北依次排列的吉市口头条至八条;南起吉市口头条、二条,北至吉市口七条、八条的吉市口东巷、吉市口中巷等派生地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地区仍保留着民国时期街巷的格局。1991年吉市口地区被列为危房改造地区,1992年和1995年分两批进行了拆迁,现已改建为新的住宅区。新建小区并没有沿用“吉市口”之名,而取其谐音演化为“吉庆里”,但“吉市口”作为路名有所保留,如吉市口路、吉市口东路、吉市口中巷等。
    西安门北巷旧称鸡鸭市
    清代曾为鸡鸭市场
    西安门大街北面原来有个叫“鸡鸭市”的胡同,如今称西安门北巷。胡同呈南北走向,是一条死胡同,北侧不通行,南至西安门大街,不足百米,因早年间此处有鸡鸭市场得名。该市场始于何时,未见记载。据传,有一年夏天,乾隆皇帝在大臣刘墉的陪同下出了西安门,刚往西走了没多远就闻见一股腥臭味儿,且越往前走味儿越大,还听见小贩的吆喝声。他问随行的刘墉这是怎么回事,刘墉应道:“回皇上,这是西四牌楼东南边儿的鸡鸭市。”乾隆皇帝朝四下里一看,遍地鸡毛,污水横流,很不雅观,遂命关了这个鸡鸭市。刘墉哪敢怠慢,马上派人传旨到西城兵马指挥司,这个市场很快被关闭了。
    到了光绪年间,一个绰号“西城三哥”的黑老大,买通了顺天府尹,又在西安门外恢复了那个关闭多年的鸡鸭市场。原来这“西城三哥”与大太监李莲英是拜把子兄弟。不想几年之后“西城三哥”因杀人越货,被斩首于菜市口,鸡鸭市场便转给了一个保定人经营,市场一直开到民国后期才被彻底废弃。没了鸡鸭市场,再称这里为“鸡鸭市”有些不妥,于是谐音为“集雅士”,意为汇聚文人雅士之地。1965年整顿北京地名时,因此处位于西安门大街之北,被更名为“西安门北巷”。
    鸡爪胡同缘于形似鸡爪得名
    传段祺瑞因不吉利改称吉兆胡同
    据《北京地名典》记载,北京曾有过两条称“鸡爪胡同”的街巷。一条位于朝阳门内北小街路东、烧酒胡同北边。胡同西半截比较齐整,从西口进去走一段路,就见胡同在半截腰上分为两岔。一岔继续照直向东方向延伸,直抵南弓匠营胡同;另一岔向东北方向延伸,半路上又分成两岔。一岔按原来方向继续向东北走,接到墨河胡同;另一岔朝正东,直抵南北弓匠营胡同的汇合点上。如果鸟瞰该地形,就像一只老母鸡的鸡爪,清光绪时称“鸡爪胡同”,后谐音为“鸡罩胡同”。宣统时因其名不雅而以其谐音改称“吉兆胡同”,民国后沿用。另传,鸡罩胡同为段祺瑞所改。1924年底,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成立时,段祺瑞任总理,此时他的宅第就在鸡罩胡同,但他非常迷信,总觉得堂堂的总理住在一个叫“鸡罩”的胡同内,不祥又不雅。善于溜须拍马的部下为逢迎他,便按谐音将胡同更名为“吉兆胡同”,取意“吉祥永兆”。然而“吉兆”并没有给段祺瑞带来好运,1926年3月,他便被赶下了台。
    另一条鸡爪胡同位于西直门外北礼士路西侧,明清时期附近有驴市,并自北向南形成一条大道。昔日阜成门是往京城运送煤炭之门,京西的煤均由毛驴或骆驼驮到京城。这些驮队从西山汇聚到阜成门外这条路上,因满街驴粪,故名驴屎路,也称驴市路,民国时雅化地名,谐音改为“礼士路”, 取“礼贤下士”之意。在此路附近形成多条街巷,因斜岔分支较多,俯视犹如鸡爪,故称“鸡爪胡同”。后因此处位于北礼士路西侧,是自北向南的第五条胡同,清末改名为“北礼士西五条”。1953年在此建职工宿舍,胡同被整体拆除,建成居民区后取名“前进巷”,而今再提起“鸡爪胡同”已鲜为人知。
    宝鸡巷明代曾为宝鸡人聚集地
    清代谐音改为“保吉巷”
    宝鸡巷位于珠市口西大街南侧,香厂路北侧,呈东西走向,今称大保吉巷。在北京诸多以鸡命名的胡同中,宝鸡巷当是资历最深的。明代张爵所著《京城五城坊巷胡同集》中的“正南坊,四牌二十铺”中已有“宝鸡巷”之名,至今已有450多年的历史。
    据传,宝鸡巷得名与明代移民有关。明初因朝廷大量移民,各地商贾云集北京,其中有来自宝鸡的移民在今天的珠市口西大街南侧聚集。宝鸡位于陕西省西部偏南,古称“陈仓”、“雍城”。唐至德二年(757年)因“石鸡啼鸣”之祥瑞而改称“宝鸡”。移民于北京的一些宝鸡人,初到京城后多以小买卖为生,后来有人发现这里地处丽正门(明正统元年,即公元1436年改称正阳门,俗称前门)外,这里每天人来人往,遂将西北一带盛产的药材、皮货等运到这里出售,渐渐成为前门外较大的药材、山货的集散地,形成街巷后因多为宝鸡人聚集而称“宝鸡巷”。清代宝鸡巷被演化为大小保吉巷、大小包家巷,民国以后称大保吉巷。1965年整顿街巷名称时,将小保吉巷并入,正式定名为大保吉巷。
    火鸡胡同因饲养火鸡得名
    多位京剧名家曾在此献艺
    火鸡胡同位于崇文门外大街东侧、东兴隆街北侧,今称广兴胡同。相传此处在明代曾有一片水塘,水面较宽,故有人在此饲养一种羽毛呈红色、能够低空飞翔、体型较大的禽类,俗称火鸡。到了清代,这片水域被淤积成很小的水塘,其南侧建起民房并逐渐形成街巷,虽已不见火鸡的踪影,但留下了“火鸡胡同”之名。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出版的《最新北平全市详图》记为“火鸡胡同”。
    清末,著名花旦演员俞玉芹在醇亲王府的资助下,于火鸡胡同附近开设广兴园戏园,最初只是卖清茶、说评书,后来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杨小楼、余叔岩等常来此献艺,从此使这一带成为当时南城最热闹的地方之一,而附近的街巷也被称为广兴园,民国初年,改名广兴园大院。民国初年,戏园日渐衰落,不久歇业,而广兴园的名称被沿用下来。1965年将紧邻的火鸡胡同、鸟枪胡同、牛犄角胡同并入,定名广兴胡同。而今,该胡同已难觅其踪。

北京晚报阴三篇3:北京城处处包含阴阳八卦和《易经》?!


内容整理:黑大叔  本期编辑:谢琪  内容发布:掌上北京  微信ID:beijingchihe  最近朋友圈有款手游非常火爆——阴阳师。提到“阴阳”二字,人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那句来自《易经》中的“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和那本天下第一奇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但奇书之事毕竟子虚乌有,可阴阳五行学却是古人最受用的思想。
  阴阳五行讲究相生相克,或许现代人会认为这是迷信,但它却是古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其思想涉及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黄道吉日的选择、风水宝地的选址等等。连普通老百姓都崇尚的东西,古代帝王自然也非常讲究。  北京作为元明清的首都,从选址到规划均采用了风水和易学的论证,充分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在里面,正所谓“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也”。
  通过《易经》建造元大都  元大都是一座平地营造的皇都,它没有受到前朝旧城的约束。元世祖忽必烈灭金后,决定在北京定都,便命太保刘秉忠堪舆北京风水。先来说说刘秉忠是何许人也?  他是大元帝国设计师,北京城的规划师。此人于书无所不读,尤其深入研究《易经》及《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占卜无不精通,天下事了如指掌。
  刘秉忠通过实地踏勘,最终认定燕山山脉是藏风聚气的风水宝地,西山的玉泉山是未来大都的祖山。如果把水引向新建的京城和皇宫,便能使其王气凝结,乾坤自可安定。由于此水引自西方,五行中西方属“金”,所以称作“金水河”。  据《元史·河渠志》记载:其源出于京西宛平县玉泉山,流至义和门南水门入京城,故得金水之名。
  中轴线的确定。北京的中轴线始于元代,确立者也正是刘秉忠本人。根据《析津志》记载:“世祖建都之初,问于刘太保秉忠,定大内方向,秉忠以丽正门外第三桥南一树为方以对。上制可。”  丽正门就是后来的正阳门,第三桥位于现在新帘子胡同附近,树大约在天安门广场正中偏南。古人表达对土地的权属是通过立社来象征,社就是一棵树。刘秉忠以树定位中轴线既含有建造新都,也有立社定邦的意义。
  此外他还选定金代离宫万宁宫中两处水面中间圆岛的中心作为另一个定位基点,其位置就是今天北海和中海之间团城的正中。团城原是太液池中的一个小屿,元代在其上增建仪天殿,意思是上天决定都城仪制的地方。
  他选用团城的正中为基点是有原因的,因为它与大树定位轴线间的距离为216丈(约680米),而二百一十六正是《易经》中“天之策”的数字,“策”既有数字的意思,也有掌控的含义。  根据北京晚报《老北京中轴线与元大都的格局尺度》一文记载:中轴线两边各120丈共240丈(约756米)为皇宫宽度。金代万宁宫包入皇城以内为西苑,陆地宫殿和水面苑景各宽200丈(约630米)其西界即为皇城(名萧墙)西墙。宫殿以东130丈(约410米)为皇城东墙。
  圆岛向南、北各320丈(约1008米)为皇城南、北墙,在轴线上设棂星门(南门)和厚载红门(北门)。再由厚载红门向北320丈,定出中轴线的北端中心阁。由中心阁再向北1200丈(约3780米),定出北城墙位置。北城墙向南2400丈(16里,约7560米),定出南城墙位置。  城周60里,东西城墙各2400丈,则南北城墙各2100丈(14里,约6620米)。以上这些尺寸都可以从《易经》和后人注释中找到对应的内容。如城周60里,是一个甲子的周期,象征王气循环永续,而9000丈的九,则是“阳”的极数。又如200丈的二,是阴数的起始。
  320丈的三和二是阴阳匹配之数,又是所谓八节、八政、八风、八音之和。120丈、1200丈、240丈、2400丈中的十二、二十四,象征一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时,一年二十四节气。130丈则象征闰年月数等。由此可见,《易经》对元大都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克元朝残余的王气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便下令重修北京城,于是便有了一个民间传说故事《刘伯温与哪吒城》。说北京这个地方原来是苦海幽州,有一条孽龙十分厉害。刘伯温为镇住孽龙,把北京修建成了八臂哪吒城。  正阳门是哪吒的脑袋,它的瓮城东西开门,就是哪吒的耳朵,正阳门里的两眼井,就是哪吒的眼睛。崇文门、东便门、朝阳门、东直门,是哪吒半边身子的四臂。宣武门、西便门、阜成门、西直门,是哪吒那半边身子的四臂。安定门、德胜门,是哪吒的两只脚。皇城是哪吒的五脏,天安门是五脏口,从五脏口到正阳门哪吒脑袋,中间这条长长的平道,是哪吒的食道。
  当然这只是传说,不过明成祖在修建北京城的时候,确实是要镇住一些东西,这就是前朝元代残余的王气。于是将宫殿中轴东移,使元大都宫殿原中轴落西,处于风水上的“白虎”位置,加以克煞前朝残余王气。凿掉原中轴线上的御道盘龙石,废掉周桥,建设人工景山。  景山原来叫“万岁山”,是明永乐年间,将开挖护城河的泥土堆积于此,砌成的一座高大土山。这是明成祖有意为之的,因为景山原址是元朝皇宫最重要的宫殿延春阁。朱棣用景山镇住延春阁,让元朝永世不得翻身(北元仍存在)。也迎合了阴阳五行的中央属土。
  此外,在中国建筑的传统观念中,认为南为阳,北为阴,所以要坐北朝南。还有山南水北都属于阳,所以建筑也要背山面水。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完完全全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紫禁城坐北朝南,尽管有了景山,却背山无水,这就有了金水桥的出现。
  景山作为中央镇物,克住了元朝的残余王气。那么接下来的四镇则与克住元朝的残余王气没有多大关系,却也是按照阴阳五行排列设有的镇物,保卫北京的安宁。  北方属水,镇物是瓮山泊,也就是后来颐和园中的昆明湖,也有人说是昆明湖的铜牛。西方属金,镇物是大钟寺的永乐大钟。东方属木,镇物是神木厂。南方属火,镇物是永定门燕墩。  永乐大钟是明成祖为了弘扬佛法,弥补自己在靖难之役中的过错而铸造的。瓮山泊是一个天然湖泊,原本就存在。神木厂是朱棣营建紫禁城时,堆放木料的地方。燕墩始建于元代,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北京修筑外城时,才包砌以砖。
  爱“捣蛋”的乾隆帝  清朝的北京城大体上继承了明朝,或许是秉着克前朝残余王气的精神,清朝也在北京的镇物上动了手脚,只不过这活全让乾隆爷一人全包了。  因为金克土,乾隆年间在山前修建了绮望楼,依山就势在山上建筑五方佛亭。中心建有万春亭,东侧依次建有观妙亭和周赏亭,西侧依次建辑芳亭和富览亭。五个小亭子里面供奉着五座金佛,用金来克土。  这五个亭子供奉的神像分别象征酸辣苦甜咸五味,象征相传的五味神,所以清朝的中央镇物可以说是五味神铜佛。然而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时候,大的被破坏,其余四座小的被抢走。
  据记载,乾隆二十八,北京的八旗兵要修整北部两黄旗的校军场,修到一半却没土了,于是乾隆帝下令拆元大都土城的土来垫校军场。没想到,第二年乾隆帝就改主意不拆了,这是因为用元大都土城的土镇住瓮山泊的水,以土克水。所以清朝的北方镇物是元大都土城。
  乾隆年间,乾隆帝在燕墩上御制了一块碑。究其细节,我们可以发现,碑下部为束腰须弥座,台座四周各雕花纹五层,分别为云、龙、菩提珠、菩提叶等图案,束腰部分用高浮雕持法精雕出24尊水神像,均袒胸裸足跌座于海水之上,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碑上部覆盖四角攒尖顶方形碑盖,四脊各雕出一龙,龙身作波曲奔腾状,龙昂首上扬,似欲飞奔夺宝顶。由此可以得出,碑属水。原来这是乾隆帝用水克火,所以说清朝的南方镇物便是这块乾隆御制碑。
  明朝的西方镇物永乐大钟在清朝之前是位于万寿寺,而且是卧着的。因为天启年间,北京城里却出现了这样一种传言,说城西有钟声会带来灾难。明熹宗朱由校害怕灾难临头,以“京城的虎方,不宜有金声”为由,就降旨把大钟卸了下来。  乾隆帝即位后,在1743年挑选了一个黄道吉日,将万寿寺里大钟移到觉生寺。使明朝废弃的大钟又重新利用了起来,同时也有了著名的大钟寺。
  可问题来了,明朝的东方镇物——神木厂,乾隆帝却没什么动,还专门建碑立亭,刻《神木谣》于碑上。这是因为清朝兴起于中国东北部,顺治皇帝也是从京东通州进入紫禁城登基的。所以东方对于乾隆来说是个风水胜地,不可肆意破坏。
  紫禁城的色彩  故宫的重要标志便是红墙黄瓦,朱门金钉。色彩主要有黄、红、黑、绿以及各种颜色的组合。在古代阴阳五行学说中,五色配五行和五方位。土居中,故黄色为中央正色。所以黄色是皇帝的配色,比如一眼望去的黄色琉璃瓦、黄袍、黄道(御道)等等。
  黑色属水,水能克火。因此,紫禁城内库房的屋顶采用黑色琉璃瓦,而不是黄色琉璃瓦,比如文渊阁,因为这里是藏书的。
  南三所位在紫禁城东部,按阴阳五行之说,东方属木,青色,主生长,故屋顶多覆绿琉璃瓦,并安排皇子在此居住,寄托着大清的希望。
  其实北京城里的阴阳五行还有很多,小到胡同四合院,大到皇宫紫禁城,简直数不甚数。
  2016  评论区话题  你还知道哪些北京的阴阳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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