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博伊姆

来源:音乐教案 发布时间:2019-03-05 点击:

巴伦博伊姆一:杰奎琳.杜普蕾专辑


杰奎琳.杜普蕾专辑

 
 
 
杰奎琳.杜普蕾专辑
 
    Jacqueline du Pré杰奎琳·杜普蕾(1945—1987)  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于一九四五年出生在英国一个充满音乐的家庭。当她四岁时,听到收音机里大提琴的声音,就要求要那样的乐器,从此展开了杜普蕾与大提琴之间的不解之缘。五岁时,她开始在Herbert Walenn’s 伦敦学校学琴。一九五六年,十一岁时,嬴得the Suggia Award,成为全英国最受瞩目的演奏家,当年的评审还包括了巴比罗里爵士(Sir John Barbirolli)。  一九六五年,由杜普蕾担任大提琴,巴毕罗里(Sir John Barbirolli)指挥伦敦交响管弦乐团,演出英国作曲家艾尔加(E. Elgar)的大提琴协奏曲(Cello Concerto in E minor, op.85)。这张录音对杜普蕾非常重要,因为它奠定了杜普蕾在演奏舞台上的地位。钢琴家顾尔德曾经说过,杜普蕾的艾尔加协奏曲,呈现了无限的悸动与热情。后来她第一次听到那张与巴毕罗里合作的录音时,曾令人吃惊的说道:「这并不是我想表达的!」只可惜,她无法再录下更好的Elgar,到底她想表达什麼?我们永远无法得知。
 
  杜普蕾演奏的Elgar没有人会错过,很多人都喜欢听她的协奏曲录音,在管弦乐衬托下,她全身投入,充满朝气,又不失女性的细腻,也不是完全没有节制的放纵自己的情感演出,从她手指尖的传递出来的琴音,让人完完全全地被她的热情与音乐诠释所感染。杜普蕾诠释艾尔加的E小调协奏曲无人能出其右,直到现在,据说只有马友友的演出稍许企及她的境界,但仍然有一段不小的差距。  据说匈牙利大提琴家史塔克有次乘车,听见广播里正播放大提琴曲,便问旁人是谁演奏的。旁人说是杜普蕾。史塔克说:“像这样演奏,她肯定活不长久。”好厉害的史塔克,真是一语成谶啊!也许只有顶尖的艺术家才能理解自己顶尖同行的水准,史塔克听得出,杜普蕾是用生命在演奏,为了琴艺的完美,可以不惜一切。杜.普蕾一直是许多古典音乐乐迷心中的一个叹息。  一九六七年,她在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籍钢琴家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结婚(巴伦博伊姆在一九七五年时,担任Orchestre of Paris的指挥)。杜普蕾和巴伦博伊姆共谱恋曲,为古典乐坛留下佳话。他们不论在生活或是音乐上,彼此都是最佳的伴侣。
    他们合作演出,很多乐评人说是奇妙的一对。杜普蕾和她的先生巴伦博伊姆也多次合作过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他们合作过的版本,是一九七0年,由巴伦波因指挥费城交响乐团演出的录音。这份她与夫婿巴伦博伊姆在一九六七年合作的录音是两人合作灌录的许多唱片中最常被人聆听与谈论的。主要原因是两人在浪漫派音乐上所采取的风格和手法,与布拉姆斯的严谨有很大的差别,杜普蕾在音乐中发挥了她自由的本性,完全挣脱出勃拉姆斯音乐里给予大提琴角色的限制(乐曲中钢琴的地位较高),她捉住所有的机会展现她的魅力,而巴伦波因则体贴而充满爱意地予以扶衬。  可惜到了一九七0年她的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迫使她不得不中断演出活动,一九七一年她正式停止演出,并完成她最后的录音作品:萧邦与法朗克大提琴奏鸣曲。一九七三年,廿八岁时,在伦敦最后一次公开登台,在祖宾·梅塔的指挥下,演奏的曲目就是与她渊缘最深的艾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从此因病告别音乐舞台。杜普蕾一生中拥有三把名琴,其中一把是现代制作师的作品,两把则是史特拉第瓦里古琴,其中大卫朵夫如今则为马友友所有。马友友曾经说过: 「这把戴维朵夫(1712 Davidoff Stradivari )对我而言,他是我演奏过最好的乐器,我真的相信这把琴是有灵魂的,而且也具有想像力。      在电影「Jackie and Hilary」(她比烟花寂寞)中,杜普蕾和巴伦博伊姆有一段对话。  「如果我从此不会拉琴,你还会爱我吗?」  「不会拉琴,那就不会是你了。」她老公说。  杜普蕾的生活中,最后就只剩下医师、护士和几个老朋友...巴伦博伊姆先是每隔一段时间来探望她,一直持续到巴伦博伊姆在巴黎另组一个家庭之后,有了新家,回来的机会就更少了...只留下她一个人慢慢孤独的死去。  有文章说,巴伦博伊姆背叛了杜普蕾,至今英国人也没有原谅他。如果巴伦博伊姆不是一个天才,没有理想和抱负,也许他就能专心地守在生病的妻子旁边,一直到妻子离开人世为止吧!     世事总是不尽如人意,上天给予杜普蕾最完美的音乐天赋,又只给她在舞台上十年的风光岁月,如彗星般的短暂。幸好她成熟得快,这十年间她所留下的音乐记录,所达成的音乐成就,已经足够令她不朽,所有跟他合作过的音乐大师都对她赞誉有加。杜普蕾的音乐有一种令人无法抗拒的魔力,充满内涵,而且还会激发出同台演出者的潜力。Stephen Kovacevich甚至表示,自从杜普蕾退出舞台后,他再也没有与任何一位大提琴家合作过,因为「再也无法感受到那种超乎寻常的舞台魔力,自己也无法奏出与当时一样充满活力的音乐。  建议喜爱杜普蕾的朋友看看她姐姐和弟弟写的书和根据此书拍的电影. 一位被音乐扭曲了生活的天才,一位离不开音乐的天才。尽管书与电影颇遭非议,一些音乐家纷纷驳斥,杜普蕾的生前好友罗斯特罗波维奇、梅纽因、帕尔曼、祖克曼等音乐界名人在影片首映期间公开在英国《泰梧士报》发表声明指出:“影片中的杰基(杜普蕾的昵称)决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杜普蕾”。后导演努培(Christopher Nupen)制作了纪录片《Who Was Jacquline du Pre?》,再次描绘了她的一生。 傅聪谈大提琴家杜普蕾:  杜普蕾16岁时我就认识她了!我与杜普蕾及巴伦波音都是好友,杜普蕾还是在我家经我介绍而认识巴伦博伊姆的!而我非常喜爱杜普蕾的演奏,她真是最棒的!她的演奏个性太强了,无论谁都能很轻易辨认出她的琴声。  她用的那把戴维杜夫Stradivari 非常好。马友友现在拉的那把琴就是杜普蕾身后留下的,但杜普蕾拉琴与马友友拉琴完全是两码事!马友友又怎能与当年的杜普蕾相比呢!  我在英国看过那部所谓传记电影"Hilary And Jackie",感觉太假了,看了让人愤怒!至少我所认识的杜普蕾一点都不像片中那样子!在英国同样讲杜普蕾的还有另一部片子,那就好多了,基本合乎事实。
The Very Best of Jacqueline du Pre珍爱杜普蕾 (3cd 29曲)
 
    在这份《珍爱杜普蕾》三CD录音中,我们听到五首她的经典协奏曲录音:六五年的艾尔加、七零年的德沃夏克、六七年的海顿和包凯里尼。在第三片CD中,前半部是她在一九六一到六三年还未成名时期,尝试的室内小品录音,其中与吉他家约翰威廉士的合作的霍塔舞曲,曾被后者在访问中称赞她那天生的西班牙节奏感。后三曲则是从她完整的室内乐录音中节选出来,这是杜普蕾在演奏完所有重要大提琴协奏曲后,开始朝室内乐寻找更多演奏空间的后期录音,其中的钢琴部都是由他的先生巴伦博伊姆担任钢琴部。这三张CD,收录了杜普蕾最知名、最亲切和最浪漫的三种面相,是珍藏、认识、探索杜普蕾这位音乐奇迹的最佳机会。
 
Elgar: Cello Concerto; Sea Pictures; Cockaigne Overture
 
 
 Brahms: Cello Sonatas
 
Brahms Cello Sonatas
 
 
Jacqueline du Pré plays Dvorák & Saint-Sa?ns
 
 
Elgar Cello Concerto (live in Prague)Bach Suites Nos.1&2

巴伦博伊姆一:杰奎琳.杜普蕾专辑

巴伦博伊姆二:怀念杜普雷


2017-10-20 00:00 | 豆瓣
2017-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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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4MjI0MDM1Mg==.html]纪录片《怀念杰奎琳·杜普雷》(1994)[/video]
怀念杰奎琳·杜普蕾 Who was Jacqueline du Pré?
9.2
主演:Jacqueline du Pré/Daniel Barenboim/John Barbirolli/Zubin Mehta/Itzhak Perlman/William Pleeth/Pinchas Zukerman
导演:Christopher Nupen
类型:纪录片/杜普雷/大提琴/音乐/传记/英国/RememberingJacquelineduPré/音乐家/UK/documentary
今年10月19日是英国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Jacqueline du Pré, 1945-1987)逝世30周年。16岁登台,28岁罹患多发性硬化症(Multiple Sclerosis),42岁离开人世,她的人生像烟花一样绚烂和短暂。去年底到今年初,若干部以杜普雷为主角的纪录片在互联网上公开;她生命最后几年的挚友之一、大提琴家Moray Welsh在今年2月举办纪念杜普雷专场音乐会,为多发性硬化症患者募捐。这些事件让听众的注意力再次回归于这位百年难遇的演奏天才。
杜普雷
20世纪60、70年代,杜普雷在英国古典音乐界的地位可能和甲壳虫之于流行音乐界差不多。媒体为她冠以“英格兰历史上为全世界贡献的最伟大艺术家之一”等称号,把她捧到国宝的级别。以色列小提琴家伊茨哈克·帕尔曼(Itzhak Perlman)的夫人托比·帕尔曼曾经评价杜普雷的表演“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体验。那些没有听过她现场演奏的观众,我替他们感到遗憾”。
英国人的态度似乎很明确:既然杜普雷是国宝,英格兰人就有宣传她、保护她的义务。30年来,音乐界从不缺少崇拜、致敬、赞扬杜普雷的影视和文字作品,然而尽管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于杜普雷的信息,这些信息的重合度却非常高,若非一边倒的赞美之词,也是对杜普雷偶尔所受非议的否认。
一位伟大的大提琴家的人生,仅仅在其身后的纪念作品中存在两个维度,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30年来,杜普雷的形象被一再地神化,渐渐失去了它本应具有的真实性。只有当我们得到更多角度、更多层面的关于杜普雷生前讯息之日,才是她从神一样的符号回归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之时。
崭露头角的杜普雷
前半生:1961-1972
杜普雷是一位音乐神童。她第一次听到大提琴的声音,就被这浑厚的音色所吸引,爱好音乐、平时经常弹钢琴的母亲适时地给杜普雷买了一把大提琴,这件乐器比当时的杜普雷体格还要更硕大。一般家长可能不会选择让孩子学大提琴,因为它实在太不方便孩子携带了;就是那一瞬间的巧合,让这位未来的音乐天才和她赖以成名的乐器联系在一起。
大提琴家William Pleeth是杜普雷的老师中最重要的一位,是他将杜普雷从一个天才少女提升为出色的大提琴演奏家。原本Pleeth给杜普雷上私课,后来由于当时Pleeth在伦敦著名的Guildhall School of Music & Drama任教,杜普雷随后也就进入了这所学校的学前低年级课程项目。这所学校培养了众多音乐和演艺界名人,比如长笛演奏家James Galway,电影观众熟知的Orlando Bloom, Daniel Craig, Ewan McGregor, David Thewlis和Lily James,都是杜普雷的校友。
William Pleeth
Pleeth被杜普雷尊称为大提琴方面的父亲(”cello daddy”),自从跟随Pleeth学琴以后,她的演奏风格越来越凸显出模仿Pleeth的痕迹。两个人经常在上课时间进行合奏,从现存的上课录像可以看出,杜普雷外放的肢体动作甚至演奏时的表情都几乎照搬自Pleeth。
Pleeth形容他第一次见到杜普雷就看出她是一个有潜能的孩子,逐渐地,她的才华“像花朵一样慢慢绽开,演变成无止境的能力”。他周四下午给杜普雷布置两部新作品,其中一部是埃尔加协奏曲,周五杜普雷在家练琴,周六早上10点回琴,杜普雷说“我没怎么练”,然后把两部作品中的一首半背谱演奏下来,几乎没有瑕疵。她总共跟随Pleeth学了7年琴,直到1961年,16岁的杜普雷在伦敦首次登台演出,正式开启她短暂而辉煌的12年职业生涯。
杜普雷的手指力量非常大,很善于将手指的力量准确地汇聚在琴弦上。演奏弦乐器的基本姿势是,按弦时的手指应当保持一定的弯曲度,但是在高音区域为了加大按弦的力量,手指会不自觉地过度发力,造成手指僵直,僵直的手指会妨碍揉弦(vibrato)的灵活性,导致演奏出来的声音死板呆滞。杜普雷的左手技术之娴熟,让她即便演奏高音时不得不僵直手指发力按弦,左手也可以灵活到做出幅度很大、速度很快的揉弦动作。
杜普雷的右手握弓也很有技巧。抓弓时手指有足够的弯曲度,这种手形让她在运弓发力过程中,弓毛加力压迫琴弦的瞬间具备一定程度的缓冲,使声音听上去更柔和地变化。呈弯曲状的手指显然不比僵直的手指更容易发力,然而对于杜普雷来说,力量和缓冲的矛盾调和看似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即便在抓弓时手指的弯曲度给足了缓冲空间,她照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对琴弦发力,演奏出极富震撼力的声音。为了方便控制右手,演奏者发力一般都有所保留,而杜普雷的琴声听上去像是发了十分力量,仍然控制自如。
杜普雷的左右手技术都很娴熟
杜普雷和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很相似:神童、音乐天才、没有完整接受学校体系的正规教育、为人处世缺少世俗礼教的约束、英年早逝。莫扎特是一位屎尿屁笑话爱好者,写过诸如“请快点舔我的屁眼”(Leck mich im Arsch g"schwindi, g"schwindi!)之类的歌曲、书信与友人娱乐,他不认为创作屎尿屁内容的歌曲并和友人合唱是“不道德”“不合适”的。这一点让很多喜爱莫扎特音乐的听众无法理解,一位创作出众多典雅艺术作品的大音乐家,日常爱好为何如此粗俗。也许在神童们的潜意识当中,任何形式的礼教都是对天才艺术感知力的束缚。
杜普雷14岁时从通识教育系统辍学,全职投入短期音乐教育课程。幼年的杜普雷时常流露出厌学的情绪,如果说这只是小孩子不懂事,那么她的母亲鼓励她多花时间在大提琴课上、禁止她去老师或同学家玩,似乎更显示出她思维上的某种偏见:她母亲觉得英国大众音乐教育水平对杜普雷来说太低,和“普通的学琴小孩”交流太浪费时间。也许正是这种偏见造就了杜普雷特长突出、其他方面缺乏塑造的状态:她在演出后台故意扮出丑陋的表情模仿大提琴家帕夫洛·卡萨尔斯(Pablo Casals, 1876-1973),像野马一样在草地上撒欢奔跑,总是面带微笑,她所说即所想,看似百无禁忌的处世哲学既被人艳羡也遭人诟病。
杜普雷和俄罗斯大提琴家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
杜普雷少年辍学,很少与同龄孩子在一起,可能是导致她在日常生活中显得比较安静的原因之一。杜普雷的母亲对她的关注和陪护程度远远超过另外两个孩子,杜普雷由母亲陪伴着上下学、母亲代替她与老师沟通,另两个孩子在幼年就开始自己独立上下学。然而拉琴时的杜普雷完全转变为外露直率的人设,音乐可以触发她的能量开关。托比·帕尔曼曾说,她推着轮椅上的杜普雷从医院里出来,不巧赶上了下雨,周围的人一边担心自己的衣服被打湿一边急忙找屋顶避雨,而杜普雷抬起头很开心地说“下雨了!”那种与众不同、发自内心的对自然之美的欣赏和接纳“只有杜普雷的挚友才能够理解”。
人生观的简单直接也体现在杜普雷的演奏中。Pleeth教育学生每次练琴都要换一种演奏方式,不要完全按照乐谱的表情记号演奏。杜普雷将这种思想转变为自己的演奏哲学,她几乎完全不按乐谱上的表情记号演奏,更不会考虑观众喜好,主动在演出中讨好观众。她对音乐的理解是独特的,不同于乐谱和世俗主流,她对自己的音乐感受非常忠诚,这份忠诚让杜普雷的音乐成为与作曲家本意并存的另一种真实。她的演奏速度通常比较慢,获取了充分的时间,把音符演奏得更热烈更饱满。
切利毕达凯
杜普雷的这一演奏方式似乎和罗马尼亚指挥家塞尔久·切利毕达凯(Sergiu Celibidache, 1912-1996)有类似之处,后者的音乐理念是放慢速度,获得禅宗式的超越世俗经验的体验(”transcendental experience”)。杜普雷曾经分别与巴伦博伊姆、切利毕达凯两位指挥家合作过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对比聆听之后会发现,前者指挥的乐队速度正常,杜普雷独奏速度会拖得乐队整体节奏明显放慢;后者指挥的速度本来就偏慢,杜普雷独奏速度显得更慢,整体演奏时间比前者还要再长3分钟。
杜普雷拉琴的另一个根深蒂固的习惯是滑指(glissando)。在她汗牛充栋的录音和视频资料中,滑指随处可见,这也是她演奏速度偏慢的原因之一,别的演奏家很干脆地完成的两个音符,到她手里要在中间加入滑音的过渡,过渡是需要花时间的。有不少观众质疑她滑指运用过多,极大程度曲解作品原有的意义,甚至听上去不那么具有美感。然而杜普雷我行我素,不管别人怎么说,终其一生捍卫滑指演奏的正当性。
我们现在仍能从当年曾和杜普雷合作过的音乐家口中,对她直率真诚的个性了解一二。小提琴、中提琴家平克哈斯·祖克曼(Pinchas Zuckerman)说每次排练之前,杜普雷都不关心要排什么曲子,大概都是前一天晚上给祖克曼打电话,问排练时间以及排练曲目,第二天早上直接上阵开排。她不需要时间去为了排练和演出做过多的准备,因为她的演奏天才已经帮她准备好了一切。
帕尔曼、巴伦博伊姆、杜普雷、梅塔、祖克曼(1969)
杜普雷完全不知道自己的下一场音乐会在哪里,在她和钢琴家、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的众多合作演出中,往往都是巴伦博伊姆为他俩安排好一切演出日程。尽管两个人早就通过经纪人交流过多次,但是直到1966年圣诞前夜,两人才在傅聪的家里第一次见面,见面时并没有互道你好,而是双双演奏起了勃拉姆斯的作品。很快他们成为了古典音乐界的神仙眷侣,为了有时间相处而安排了大量共演机会。这段令所有人艳羡的音乐家罗曼史为古典音乐界产出了大量优质的演出和录音。他俩秀恩爱的方式非常高级,每一个去看他俩演出的人都被喂了狗粮。
杜普雷和巴伦博伊姆产生爱情的模式可能是非常独特的。两个人都是音乐神童,神童和神童之间的吸引可能更多地来自某种直觉。比如两个人初次见面,不需要世俗的语言,而是靠勃拉姆斯的音乐打通任督二脉,即能通过直觉判断对方也是神童,和自己是同一类人,立刻产生熟悉感、亲近感,进而激发托付一生的归属感。
不过用杜普雷自己的话来形容,走向婚姻的殿堂好像并不是那么漫长的过程。她回忆自己和巴伦博伊姆的结婚过程,只是说“和他到以色列一起演出,大家都很开心,正好在他的故乡,要和他结婚就要先皈依犹太教,于是就先皈依了犹太教,然后结了婚”。与其说迅速结婚令人吃惊,倒不如说是迅速皈依犹太教更令他的家人难以接受。杜普雷看似“草率”的皈依异教行为想必造成了她和家庭之间的隔阂。
杜普雷和巴伦博伊姆
杜普雷的个性似乎是个矛盾体:一方面她无比真诚坦率,享受音乐和生活;另一方面她年纪尚小就获得接二连三的关注和演出机会,被观众誉为“神童”,在舞台上赢得了无上的荣光,她内心深处可能产生了怀疑,怀疑自己的能力是否配得上大家的期待,并且这种怀疑很可能贯穿了她的一生。
很难说清这种心理状态来自哪里,来自她的自觉和自省,还是来自外部?天才们的才华往往超越了自己的意识,当听众们惊叹于杜普雷的才华时,她自己的意识也被吓了一跳,进而演变成深邃的不安、恐惧和压抑。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她周围的人对她表现出的不仅是赞美,甚至还有嫉妒。嫉妒在她看来可能是自己的才华带给别人压力的表现,这样的人际关系让她感到些许自责,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不善言辞,音乐是她唯一擅长的表达自己的方式,当一个人过分依赖于自己的某项能力时,他也许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危机感:如果有一天我丧失了这种能力,我该怎么办?越是“一招鲜”的绝顶天才,越会陷入对失去超能力之后生无可恋状态的恐惧。
杜普雷退役前发生的最离奇的事情,莫过于她在1971-72年和姐夫Kiffer Finzi的婚外情,这是杜普雷人生中首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逻辑断裂点。即便是对自己产生莫大的怀疑,问题真的严重到要靠婚外情解决吗?这个率真、热情、单纯、对世界毫无愤世嫉俗情绪的女孩儿,为什么会和婚外情联系在一起?她和巴伦博伊姆出了什么问题?和她那时候刚刚出现的多发性硬化症早期症状有关吗?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疾病渐渐开始掠夺她拉琴的良好状态——这是她表达自我的唯一能力,把她推向更深层次的痛苦。巴伦博伊姆为她安排了所有的演出计划,这在以往的她看来再正常合理不过的事,现如今与她的压抑心理完全抵触,格格不入。硬化症早期症状总是毫无来由地来了又走,她说不清自己的情绪为什么不稳定,巴伦博伊姆总是从理性角度思考解决办法,未能成功地在情感上给杜普雷以抚慰。
她的姐夫被杜普雷传记作者Elizabeth Wilson称作“介于绅士和嬉皮士之间的男人”,他广泛的兴趣爱好、如簧的巧舌,也许给杜普雷展示了她从未在自己被家人和演出禁锢的过往人生中体味的多彩人生,二人的关系渐渐由好友变为情人。即便有这样的推理,也很难让人把这件事和杜普雷开心快乐的公众形象联系起来。然而,几乎所有认识她的人都默认了这是事实。杜普雷坦率的个性、从不撒谎的做人信条,令她很可能在姐姐面前毫不避讳自己和姐夫的关系,甚至和自己的亲密朋友,乃至巴伦博伊姆本人谈论过此事。大多数人认为它是杜普雷人生中灰暗的一面,大家发自内心对这位国宝级艺术家百般保护,自然就对此事讳莫如深。
杜普雷的姐姐Hilary du Pré
传记电影《她比烟花寂寞》(Hilary and Jackie, 1998)以杜普雷的姐姐Hilary的视角讲述了姐妹相伴的一生,影片中姐姐是一个为了迁就妹妹而不断突破底线的人,在妹妹出现抑郁症的时刻,以圣女的姿态主动将丈夫献给妹妹。妹妹一直在索取,她一直在给予。
目前针对此事的公开评论并不太多,杜普雷的好友John Williams面对媒体时说:“我愿意相信这是事实。我接受她和她姐夫上床的事实。这种八卦新闻没什么好隐藏的。我只是觉得不应该由她姐姐,这样一个疯癫的女人为我们讲述这个事实。”巴伦博伊姆看过影片之后说:“他们不能等我死了再说这件事吗?”Hilary的女儿主动站出来声称,不是杜普雷本人主动,也不是她的母亲Hilary主动,而是她的父亲习惯性出轨,在杜普雷精神状态脆弱之时主动勾引她。
没有哪一部作品比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更应成为杜普雷演艺生涯的首要注脚。她让这部作品重新焕发光彩,经过她充满感情的表演,观众重新认识了这部作品的价值。和莫扎特充满阳光温情效果的音乐不同,作为杜普雷一生的代表演出,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充满了悲凉和惆怅的情绪。
印度指挥家祖宾·梅塔(Zubin Mehta)形容杜普雷是一匹野马(wild mustang)。也许真的是她在前半生过于放纵自己的能量,导致后半生无可救药地陷入顽疾的禁锢,在无能为力的状态下眼看着自己的生命力缓缓流尽。
杜普雷
后半生:1973-1987
1971年杜普雷察觉到自己身体的多个部位开始失去知觉,尤其是手指。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她又重回舞台。1973年2月,杜普雷原本计划和祖克曼、莱昂纳德·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和纽约爱乐乐团进行4场演出。第4场演出的当天早上,杜普雷的美国经纪人Harold Shaw在酒店和杜普雷、巴伦博伊姆见面。杜普雷突然说自己的手指失去了知觉,没法拉琴了,演出必须要取消。正当巴伦博伊姆完全摸不清状况时,Shaw想起自己的一位朋友得了多发性硬化症,症状和杜普雷非常相似,心里一阵紧张,立刻建议巴伦博伊姆带杜普雷去医院检查。
多发性硬化症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人体一部分神经细胞的轴突(axon)外包着一层白色脂质绝缘层,叫做髓鞘(myelin),白色的髓鞘是大脑皮层白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信息在神经细胞上的准确传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多发性硬化症的病理是髓鞘出现斑点状损坏,导致神经细胞无法正常传递信息,病因尚无定论,可能是遗传原因,也可能由感染性病原体引起,甚至有可能是免疫系统对神经细胞的攻击导致。
1973年10月,杜普雷确诊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据说杜普雷的姐姐和哥哥曾经不止一次地告诉杜普雷,多发性硬化症是“上帝对她离开天主教,皈依犹太教的惩罚”。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杜普雷成长在这样的家庭关系中,实属她的不幸。正如她所钟爱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这首作品以其满溢的悲凉情绪著称,冥冥之中它的每个音符都像是杜普雷充满遗憾的演奏家生涯的总结。
1973年2月杜普雷独奏、祖宾·梅塔指挥New Philharmonia Orchestra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可能是已知的杜普雷最后一张现场录音CD。这张专辑目前已经难寻踪迹。这场音乐会在伦敦的节日音乐厅(Festival Hall, London)举办,这里恰好也是她17岁第一次登台演奏这部作品的地方。
杜普雷独奏,梅塔指挥New Philharmonia Orchestra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现场录音
手指失去知觉、连打开琴盒的力量都没有、发胖、无法站立、逐渐看不清楚、耳鸣、难以完成正常的逻辑思考、恐惧、狂躁、绝望、折磨,包括可能和病发有关系的抑郁症……所有多发性硬化症患者所必经的磨难,杜普雷都曾体会过。短短42年的生命,杜普雷人生的后半段处在无尽的黑暗中。她的主治医师Leonard Selby说,表面上她仍然经常开玩笑,但内心深处一定对事态如何发展感到很害怕。
后半生与轮椅为伴的杜普雷转而将精力放在教课上。杜普雷的指导都是简单直接的,比如“你应当在这里使用滑音”“右手要比左手先准备好”。她用很朴素的语言形容自己的演奏方式:“我演奏出来的就是我所感知到的,我能带给埃尔加协奏曲的就只是上弓、下弓而已”。普通大提琴爱好者苦练20多年的上弓、下弓,远远不及杜普雷演奏感染力的零头,这只能归因于音乐家的悟性。爱因斯坦质能方程、欧拉公式等等科学界的不少天才发明发现也都是外观上极简,同时深刻影响当时的学术界。天才思想的闪光注定是直接质朴的,苦练能帮演奏者解决大部分问题,但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天才演奏家发自内心的感受力是苦练所无法赶超的。
巴伦博伊姆陪同杜普雷领取大英帝国勋章(1976)
为了能近距离照顾身在伦敦的杜普雷,巴伦博伊姆1975年接下了巴黎交响乐团艺术总监的工作,一直到1989年,也就是杜普雷去世后2年离职。他是截至目前为止巴黎交响乐团任职时间最长的艺术总监。巴伦博伊姆负担了杜普雷全部的医疗护理费用。80年代期间巴伦博伊姆和俄罗斯钢琴家Elena Bashkirova在巴黎开始同居,生了两个孩子。杜普雷似乎对此都不知情,至少巴伦博伊姆是这样认为,他觉得英国的媒体在杜普雷生前很可能就已经知道了他和Bashkirova同居生子,但是为了保护杜普雷这位英国的国宝级音乐家,英国媒体选择了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纪录片导演Christopher Nupen在1970年拍摄过杜普雷、巴伦博伊姆和祖克曼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第五号钢琴三重奏“鬼魂”。拍完后Nupen因为一些技术问题礼貌性地对拍摄质量致歉,杜普雷看过影片后却说:“这段影片比演出本身的水准更高,因为你可以从影片中看到包括音乐本身在内的一切”。
1982年,杜普雷已经瘫痪在了轮椅上,Nupen来到杜普雷的家和她共进晚餐。巴伦博伊姆从巴黎打来电话,在得知Nupen也在场的情况下,巴伦博伊姆对Nupen说,法国歌剧导演Jean-Pierre Ponnelle看了12年前这段三重奏影片,评价这是他看过的最好的“把音乐转换到银幕上”的作品。这段评价本身并没让Nupen印象深刻,令他感动的是,直率、真诚的杜普雷听到这段评价之后,马上对Nupen说,你还记得吗,我当年就说过,这部影片比演出本身的水准更高。
杜普雷和Moray Welsh(1980)
1982年Nupen为杜普雷所做的最后的视频采访中,她自己直言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丧失了阅读能力。她的咬字非常费力,口齿不清。她很疲惫,每说几句话就要停下来休息片刻,就连脸上的笑容也是费了吃奶的力气才挤出来的。除了教课、看戏,她的生活局限在轮椅上、家里,以及护工推着她在家旁边的公园里散步。
即便在病魔的桎梏下生活多年,杜普雷率真的灵魂仍然闪烁着人性光彩。她很坦然地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得这种病,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很困难;但同时又有这么多人帮我,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不觉得我是勇敢的。很多人情况比我严重,比我更能适应生活。”“我确保自己每天都很忙,这样就不会每天坐在这儿闷闷不乐了,我曾经也是个闷闷不乐的人。”“我更加感恩我生命中已经拥有的东西:友情对我来说更加珍贵了,不像我当年忙于全球巡演时那么转瞬即逝了。”“我怀念以前在台上表演的日子,不过我现在还能尝试演奏《动物狂欢节》《彼得与狼》,我已经很满足了。”
最有意思的是,杜普雷在采访中和Nupen开起了玩笑。Nupen评价杜普雷教课时的状态说:“现在的你对于音乐表达的清晰准确程度要求更高了(articulate)。”Articulate这个词既有“清晰准确性”的含义,也指人说话咬字清楚。杜普雷抓住这个词的后一个含义回答说:“因为我现在没法亲自拉琴了,只能用嘴说了。”Nupen问她:“你现在还会回想你活跃在舞台上的那几年吗?”杜普雷马上调皮地答道:“一点也没有!当然有啦!”
杜普雷懂得用articulate这个词的一词多义开玩笑,可能并不完全来源于她固有的幽默感。自从她丧失行动能力之后,她的兴趣开始扩展到文字上,不仅花费大量时间去戏院看舞台剧,同时也开始读诗,眼睛看不清之后就请朋友为她读诗。她人生最后几年教过的学生Gérard Leclerc曾说,一次上课期间杜普雷对他的要求很高,他很生气地说“我已经很努力在按照你所说的进行尝试了(I’m trying as HARD as I can)”,杜普雷回答说“你为什么不尝试放松呢?(Why don’t you just try it EASY?)”
说话时她仍然闪现着笑意的眼神,让人觉得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强颜欢笑;然而到底是不是强颜欢笑,可能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杜普雷怎么可能不回想从前,她那么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评论过Nupen的电影。她是一个为舞台而生的人,在她的幼年时期,老师和母亲都不太愿意让她过早出道,害怕出道成功之后紧随而来的是对她才华的过度开掘,在她的长辈看来,过度开掘是神童的坟墓。杜普雷年轻时对于长辈的决定感到不开心;当病魔渐渐爬上她的身体,她仍然不放弃最后一丝气力,用琴声在台上发出生命的呐喊。友人劝她多注意休息,她总是说:上台演出是我唯一最想做的事情。
杜普雷和Moray Welsh(1981)
人的回忆就是如此,越是到人生的后期,越能够想起很多很久以前、以为自己早已经忘记的事情。当年的杜普雷和巴伦博伊姆、帕尔曼、祖克曼、梅塔一起演出《鳟鱼》,上台前几个人在后台一直在打闹嬉笑,毫无一般演奏家上台前的紧张,上台后立刻可以转成严肃模式,非常精准地演好作品,下台之后继续在后台嬉闹。也许只有天才的艺术家才能在台上和台下的状态之间如此自如迅速地切换。
她毫不避讳地和别人谈及自己的病情,甚至以此作为开玩笑的契机。她对Leclerc严肃地说:“你知道吗,我得了不治之症,这种病一旦得上了,就会让这个人丧失一切。”Leclerc想到杜普雷要提及自己的病症,心里非常紧张,不知道该说什么。“这种病叫做……”杜普雷说道这儿,脸色马上转怒为喜,“滑指发炎(glissanditis)!”意思是说她是一个很喜欢滑指(glissando)的演奏者。
病入膏肓之年的杜普雷也许仍然希望在大家面前表现积极开朗的一面。但她也会时不时盯着窗外,看着窗外走来走去的人问道,这些人身体健康,但看上去并不能对这个世界给予什么;我还有太多想要给予这个世界,为什么得病的会是我?医师Leonard Selby说她经常感到很受伤,因为她周围的人并不都像她那样坦诚、直接,她从不说谎,她以为整个世界都和她一样,因此而得到了不少教训,也为此付出了代价。
直到生命的后期才感知到人生诸多潜规则,不能不说是作为天才的杜普雷的遗憾。正如小提琴家,与杜普雷、巴伦博伊姆同为神童的梅纽因(Yehudi Menuhin, 1916-1999)曾说过的,他在幼年能够感知到喜怒哀乐的情感,并将其运用于演奏中,这让他的演奏比同龄的少年演奏者更具备感染力;然而当时的他年纪太小,他看不懂他所处的现实社会,无法将他所感知到的情感与真实人类的言行举止联系起来。这一点让与梅纽因一样的诸多天才音乐家一方面能够用层次分明的音乐再现我们每个人在人生中体会到的各种情感,另一方面对每个普通人身上背负着的无比现实的丛林法则一无所知。
更不必说杜普雷小时候她的母亲为她忙前忙后,成年之后巴伦博伊姆为她安排所有行程,让她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独立生活过。她所依赖的不仅是她的才华、她的大提琴,还有她身边的每一位家人和挚友。她总是说她离不开舞台,上台演奏是她生命激情之所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理解为她太依赖于观众对她的关注了。多发性硬化症剥夺了她所能依赖的所有。
杜普雷生命中最后的几年,除了她的贴身保姆和巴伦博伊姆之外,钢琴家Clifford Curzon,传记作家Elizabeth Wilson,好友Cynthia Friend,大提琴家Moray Welsh和Gérard Leclerc也经常陪伴她;她的恩师Pleeth也经常来看望她。她的姐姐和哥哥很少露面;她的父母则因为健康问题住进医院,反而是在母亲患上癌症即将不久于人世时,已经彻底失去行动能力的杜普雷才在保姆的协助下,赶到母亲所在的医院见了她最后一面。
关于杜普雷最后的日子的记录来自Leclerc。杜普雷死前2周,杜普雷给他上了最后一堂课,他和杜普雷通了最后一次电话,杜普雷在电话里告诉他去听博凯里尼(Luigi Boccherini, 1743-1805)的协奏曲,感受作品中春天的气息。杜普雷生命的最后2天,医生和护理人员开始安排朋友们见她最后一面;最后1天早上,巴伦博伊姆赶回家里,杜普雷见到他之后,眼睛里流露出可以安然赴死的神态;她死后埋葬在犹太人公墓,墓碑上标注着“巴伦博伊姆的妻子”。
杜普雷的后半生一直在服用类固醇类抗抑郁药物。临去世前几年她一直让身边的密友称呼她为Smiley,可能是因为药物起了作用。她希望自己仍然是那个随便拿起一件弦乐器就能拉得很好的音乐天才,假如没有病痛,还能利用闲暇时光在山坡土丘上像野孩子一样撒了欢儿地奔跑。患病之后的杜普雷曾经说过:“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年轻时就拥有了一切,我已经演奏过大提琴的所有作品,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William Pleeth, 挪威大提琴家Truls Mork, Hilary du Pré, Piers du Pré在杜普雷故居门前合影
[video=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4MjI1OTAyNA==.html]纪录片Remembering Jacqueline du Pré[/video]
[video=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xNzI2NTUyNA==.html]杜普雷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和Pleeth上课等视频[/video]
[video=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wNzMwMDU1Ng==.html]1969年杜普雷和帕尔曼、巴伦博伊姆、梅塔、祖克曼演出《鳟鱼五重奏》纪录片[/video]
[video=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kwMTY1MzE2MA==.html]1982年杜普雷最后一次接受视频采访[/video]
(全文完)
本文作者“小A”,现居北京,目前已发表了98篇原创文字,至今活跃在豆瓣社区。下载豆瓣App搜索用户“小A”关注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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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伦博伊姆三:阿格里奇的孤独


“我是钢琴的奴隶。”一篇报道里,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对记者如是说。八岁的天才,每天八个小时坐在钢琴前苦练,她接受这奴隶般的苦役,就像接受一生的命运。“一个8岁的孩子,怀抱着人生的梦想和方向,和妈妈一起坐在钢琴边,乐在其中,不知疲倦。夕阳的余晖从窗口透进来,构成了一幅最美的画面。”记者满怀激情地写道。如果他读了“钢琴女王”阿格里奇的传记《童子与魔法》,看法也许会不一样。

阿姐——玛塔·阿格里奇终于出传记了。
“终于”是相对于跟她同时期的音乐大咖而言,巴伦博伊姆、祖宾梅塔、傅聪、穆蒂都早早出了自传,她的前夫迪图瓦出版了访谈录,连一向内敛低调的阿巴多在去世两年前也敞开心扉总结艺术人生。万众瞩目之下,阿姐的传记委实姗姗来迟,而且还是他传——法国记者奥利维耶·贝拉米为阿姐树传可谓历尽艰辛,从2000年开始,光是接近她说服她追随世界各地采访就用了七年,加上写作两年,出版一年,整整十年。也就是说,法文版的阿格里奇传正好赶上了她的七十大寿。
当年的顾盼神飞和美肌丰骨犹历历在目,一转眼,女神就已经年逾古稀。但老了依然是女神,而且更加女神范。2011年,即阿格里奇七十岁大寿那年,在瑞士卢塞恩,她披散着一头银发,与同样蓬着一头银发的大提琴家米沙·麦斯基携手上台,先奉献一曲“浪漫的礼物”,这是俄罗斯作曲家谢德林的钢琴与大提琴双协奏曲的世界首演,又演奏了弗兰克的A大调大提琴奏鸣曲——这是他们俩的合作三十几年的保留曲目。钢琴和大提琴的对话,堪称天作之合的大概就是指他们俩了,一个拉丁女子,一个斯拉夫男子,两个人都有一种天然放浪和无拘无束的波西米亚气质,各自都宽袍大袖,衣袂翩然,乐器在他们手下就像在谈一场灵魂深处的恋爱,恩爱、决绝、抵死缠绵,时光易把流年抛,年轻的时候他们是蓬一头黑发的男神和女神,现在蓬了一头白发,从他们手下流淌出来的音乐,却几乎没变——如果说有变化,也是越来越凌厉和突出。尤其阿格里奇,她老了胖了皱纹斑斑,那有什么关系,她的演奏依然大气和自然,乐句那么明亮和透彻,像寒夜里掠空而过的彗星,她用眼角和着乐队,背部呼应麦斯基,白发轻轻甩动,顾盼间依然生辉,在那个时刻,她就是一个通体发光的女神。“浪漫的礼物”曲毕,八十岁的谢德林上台朝阿姐行跪礼,那一幕简直就是为钢琴女王加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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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容我再倒回几年。2005年,阿姐64岁,她在东京举办一场纪念恩师古尔达的音乐会。依然不是独奏音乐会——42岁后她就拒绝独奏——这次跟她合作的都是丰神俊美的青年音乐家,古尔达的两个钢琴家儿子Paul 和Rico,法国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Renaud Capucon)和他的大提琴家弟弟戈蒂埃(Gautier Capucon),指挥家克里斯蒂安·阿明(Christian Arming)。怎么说呢,整个晚上,你感觉不到那是一个老人和一群年轻人的对话,而是一个天才少女和五个天才男孩的嬉戏和舞蹈。在音乐里,性别、年龄、阅历和距离神奇地消失了,阿格里奇依然是美的,让人想到巴伦博伊姆说的,像一幅没有画框的画。这种感受,乐评家马慧元的几句评点特别到位:“真要感谢古典音乐,容忍天才加上美妙的手艺在一个人身上锤炼几十年,其间还耐心地等待一个女人丧失青春的容貌后,靠力量杀回舞台。其实,跟天才相比,人人都有的青春是多么廉价。”


也许阿格里奇身上有一种魔法,可以让自己的手艺永葆青春。奥利维耶·贝拉米为她写的传记就叫《童子与魔法》,来自阿姐最喜欢的作曲家拉威尔的同名音乐作品,贝拉米认为,这个标题很好地概括了阿姐的一生:年幼时就超级成熟,可是到老都保持了一颗不灭的童心。而所谓魔法,指的是她与钢琴的神奇关系。《童子与魔法》原本为一出儿童独幕歌剧,讲述一个顽童与魔咒的故事。其实阿格里奇的故事,一开始就是童子与魔法的翻版。
与大多数钢琴神童一样,阿格里奇三岁不到便已崭露天才,但是这天才的显现是通过一个小男孩的刺激来完成的。 “你爬不上这张桌子。”小男孩讽刺地对她说。两岁八个月的阿格里奇便马上爬上桌子。小男孩每天都想出新的鬼点子,让阿格里奇单脚跳过院子,拿下高架的墨水,从长凳底下一边爬到另一边……直到有一天,他说:“你不会弹钢琴!”听到这个新挑战,小玛塔像触电一样,马上打开琴盖,用一只灵巧的手指,毫无困难地把一首摇篮曲的旋律弹了出来。对手一次又一次地为难她,她就一次又一次勇敢地应战,弹了好几首曲子,直到震撼所有人。
在我看来,这个天赋异秉的故事像一个隐喻,注定了阿姐在此后七十多年的音乐旅程中,一直在不断寻找和复制那个小男孩,让他频繁现身,提出挑战,自己再欣然应战,如此反反复复,永不厌倦。这个小男孩是斯卡拉穆扎、古尔达、马加洛夫、米开兰杰利、霍洛维茨、阿斯肯纳瑟、内尔森·弗莱雷、傅聪、陈亮声、迪图瓦、科瓦切维奇、贝罗夫、拉宾诺维奇、麦斯基、克莱默、波格雷里奇以及基辛。只有如此理解,你才可能明白阿格里奇为何可以无惧任何大赛,却在一次又一次地在演出前发抖退缩甚至罢演;也只有如此理解,你才能相信一个怀揣着音乐绝技的小女孩,在趟过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在盈盈乌丝变满头白发之后,依然初心未泯,毫发无损。也唯有从这个角度,你才能明白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出生于1941年的她,一边用天才的金钥匙启开音乐殿堂之门,一边用自己迷人的性情和强悍的生命力颠倒众生,像女巫变魔法一样,将二十世纪的音乐大师们一个个变为生命背景。
奥利维耶·贝拉米的传记写作是一种挖掘和创作,也是一种追寻、整理和修正,他以二十二个篇章和二十二座城市一一对应的格局,串起了阿格里奇的一生:构成钢琴大师的大事件、小事件及形形色色的大人物、小人物,围绕阿姐的那些亦真亦假亦虚亦实的传说与流言在此书中都可以得到印证或矫正:
是的,像所有天才一样,阿格里奇有一个汲汲于成功的母亲胡安妮塔,逼她练琴,控制她的生活,操纵她的演出,视她为私有财产,她某种程度上成就了阿格里奇,但也某种程度上毁了阿格里奇。
是的,古尔达把她带上了伟大的艺术之路,她爱他,而他也爱她,然后又放弃了她。
是的,阿姐的职业行为总是离经叛道匪夷所思:在十六岁那年在十天之内连续拿下博尔扎诺钢琴大赛和日内瓦大赛,十九岁宣布停止演出生涯,二十四岁复出即获得肖邦大赛第一名,二十七岁拒绝跟伯恩斯坦同台,四十一岁又宣布从此不开独奏会。
是的,她师从米开兰杰利两人却互相不感冒,她与霍洛维茨互相倾慕却又阴差阳错地失之交臂。
是的,阿姐情史斑斓艳遇不断,不拒绝任何可能性。她的恋爱清单很长,古尔达、弗莱雷、傅聪、贝罗夫、科瓦切维奇、拉宾诺维奇都曾经是她的刻骨铭心(书里不经意略过了阿巴多),她的两次婚姻均以一塌糊涂收场——本来跟傅聪好着,却阴差阳错地给作曲家陈亮声生了个女儿,奉子成婚又离婚(而陈后来成了吾国演员斯琴高娃的丈夫);与瑞士指挥家迪图瓦一见钟情,结果因迪图瓦劈腿而分手(第三者是韩国小提家郑京和)。阿格里奇对爱情,就像孩子对蛋糕一样充满了好胃口。她对杜普蕾有过柏拉图式的爱,年轻的俄国钢琴家基辛也曾让她心烦意乱,“‘唉,如果我年轻二十岁……’她有时候说。她第一次听基辛弹奏时,肚子像打了结。她多么希望基辛和女儿斯蒂芬妮之间能产生爱情,这样她可以通过女儿来实现她的愿望,可惜,爱的电流没有击中两个年轻人。”贝拉米无奈地写道。至于她在肖邦大赛红颜一怒拂袖而去所为的波格雷里奇,贝拉米更加无奈地写道“玛塔从来就对在天秤座下出生的钢琴家特别偏爱,她宣称他们身上有些别人没有的东西。你们自己判断吧:李斯特、科尔托、霍洛维茨、古尔德、吉列尔斯、弗莱雷、波格雷利奇、基辛……好一个集会!”



阿格里奇的一生,像一部情节曲折、精彩绝伦的小说——大部分的钢琴大师都竭尽全力把自己的故事描写成一部伟大的史诗或者塑一座经典的丰碑。但是阿格里奇相反,她往通俗里写,朝边缘化走,她逃避一切,逃避母亲,逃避钢琴,逃避演出,逃避经纪公司的奴役,她不逃避的,唯有爱情,所以她一次次地恋爱,将感情和艺术混为一谈,宁愿把自己活成一个绯闻女王。
跟阿格里奇同时代的伟大钢琴家史兰倩丝卡——她被誉为“自莫扎特之后最杰出的音乐神童”——说,“身为女性音乐家,我很早就知道我必须比男性多努力一倍,却只能得到他们一半的掌声。”可是阿格里奇的传记读下来,你几乎感觉不到她作为女性钢琴家的种种不易,她练琴并不努力——“饿了,就吃,不饿,就不吃。在钢琴上,也一样。”——却演奏会开到哪里,就轰动到哪里;她早早结婚生子,却并未像许多女钢琴家那样中断演奏生涯,或者如文格洛娃和列文涅夫人将重心转入钢琴教育;别的女钢琴家,大器晚成如哈丝姬尔,到五十岁之后才算真正演出和录音不断,或者传奇如拉罗查,被当做神童和女王满世界巡演,而她能拒绝就拒绝,一次次地退出乐坛后又重返江湖,让一代代的年轻天才黯然失色。甚至你都感觉不到她的性别,她从来不以女性钢琴家身份自居,也绝不以男性化钢琴家的形象演奏。她就是很自然地成为自己,正如有人描述弹琴时拥有吉普赛人的绝技:绝对的自然。拿古尔达的说法,就是阿姐“雌雄同体”, 科瓦切维奇说她“身上住着一个五岁的小女孩和一个十四岁的小男孩”, 贝拉米采访十年,认为“她同时是一个超级明星、一个深刻的女性、一个永远的少女、一个吉普赛人和一个伟大的却不自以为是的艺术家”。
毛姆说,天才只不过是超级正常的人类。这句话或许能够说明阿格里奇作为一个钢琴家具有迷人魅力的同时又为何带着巨大矛盾性。阿姐是天生的钢琴家,但她终其一生,都在试图与这个世界上最反人性的艺术形式抗争。世人眼中,钢琴演奏家大概是世界上最浪漫和辉煌的职业,殊不知却是最孤独最辛苦的一行——如巴伦博伊姆所说,独自一人守着一个庞大的家伙,日复一日地打磨技术,每天要证明自己是大师。但阿姐喜欢一大群忠实朋友轮流围着她转,每个人演一个不同的角色:她想安静时,他们就立刻消失;她感到孤独时,他们就会闪电般地出现。钢琴练习充满纪律、约束,要求自我克制和压抑,可是阿姐漫不经心,意志薄弱,一味地追求艺术和生活的自然。钢琴独奏家要被孤零零地抛在舞台上,与观众、评论家和媒体对峙,可是阿格里奇童心未泯,她永远需要玩伴,舞台上也一样,为此,她在1983年,在自己最好的年纪宣布中止独奏生涯,只因为“不想成为一台弹钢琴的机器”。三十多年来,她活在自己喜欢的协奏曲和室内乐作品里,将原本炉火纯青的手艺锤炼至今。音乐史上的钢琴大师,做出这一种选择的,唯有阿格里奇。
这是另一种孤独——就像书中所说,她的自由,在这个一切都受到限制的世界里,是一种宿命——属于天才的真正的孤独,想做正常人而不得的孤独,因为这份孤独,阿姐把自己修炼成了钢琴王国的女王。
《童子与魔法:钢琴女王玛塔·阿格里奇传》
作者:奥利维耶·贝拉米 Olivier Bellamy
翻译:谢红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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