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少一宽耀邦乱国

来源:作文专题 发布时间:2018-11-09 点击:

两少一宽耀邦乱国篇(一):!【两少一宽的胡乱邦:一定要掘墓鞭尸】


  ·  ·  !【两少一宽的胡乱邦:一定要掘墓鞭尸】  ·  民族特殊化与信仰特殊化是否可以讨论,两少一宽,这是胡耀邦对中国的贡献之一。胡德平倒是越来越有出息,这么大的贡献硬往老毛身上推。这个史料网上专门搞了一个专题一一反驳司马南, 这让我有了一种荣耀感。//@司马平邦:1.胡德平也不得不承认老爹两少一宽问题大了;2.却又把毛、邓拖出来垫被,忘了自己对毛的否定;3.不思反省而委过于人,这作风恐怕耀邦这种红小鬼出身的也接受不了;4.他捧老爹只是为了抬高自己,哪管老爹的作何想。  ·  所谓“两少一宽”,是中共中央1984年第5号文件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  这是我国的民族刑事政策,民族刑事立法应当将这一政策上升为法律,使之具体化、条文化。“两少一宽”政策的基本精神,是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处理从宽。处理从宽包括刑事司法上的从宽和刑事立法上的从宽。在刑事司法上的从宽,包括刑事诉讼程序上从宽,定罪上从宽,量刑上从宽和刑罚执行上从宽。在司法上从宽的面较广,只要在法律、政策允许的范围内一般该从宽都要从宽。但处理从宽也不是一律从宽,对于罪行特别严重、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的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就不能从宽处理,相反,应当依法严惩。在刑事立法上的从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刑事司法上从宽经验的科学总结。但司法经验不是立法的唯一法源,法律的内容受制于法律的性质。  民族刑事立法的主要特点:一是变通性,即它只能就少数民族不能适用的刑法典部分规范作些非原则性的灵活规定,而不能作原则性的变动;二是补充性,即它只能对不完全切合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的某些刑法规范,在刑法典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部分规定,而不能自行制定刑法典;三是民族性,即它规定的是刑法典不便规定的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有关联的犯罪与刑罚问题,民族色彩浓厚,只适用于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由此可见,立法上从宽的面较小,只限于对刑法典的有关部分所作的变通或补充规定的范围之内。  ·  这项政策的祸害:  第一,从制度上为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获得优惠提供了法律依据。  按照“两少一宽”政策的基本精神,从宽包括司法上的从宽和立法上的从宽。包括刑事诉讼程序上从宽,定罪上从宽,量刑上从宽和刑罚执行上从宽。对于"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来说,这无疑是优惠,甚至成了免死金牌。  第二,从执行上为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应当“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按照“两少一宽”政策的基本精神,对于少数民族中犯罪分子的处理,同罪行和认罪态度最相类似的汉族中犯罪分子的处理相比较,一般要适当从宽,并要坚持少捕少杀。  ·  “两少一宽”刑事政策出台及适用20年,对汉族来说毋庸置疑是不公平的,为了顾全大局,可以在社会福利、教育、医疗上对少数民族给予照顾、支持是应该的。  但是在刑法上也分三六九等,这种“中国特色”的刑事政策是否违反法律最核心的公平原则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精神又如何解释?  汉族作为一个主体民族,不能和其它民族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对我们梦想的“中华民族”是无益的,同样律法的宽大也不利于少数民族移风易俗。  ·  ·  《12名维吾尔族人的北京故事》  ·  编者的话:“暴恐分子与民族无关,暴恐分子是中国各民族的公敌!”近来,在新疆、云南等地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事件,遭到了全国人民一致谴责。各地严防暴恐事件发生的同时,也多多少少给在当地正常工作、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带来了一些不方便,某些地方部门工作不到位甚至使维吾尔族民众出现了思想困惑。16日,《环球时报》邀请12位在北京的新疆维吾尔族同胞,请他们对在北京的生活、各自的困惑以及反恐形势畅所欲言。本报今天六版、七版推出特别报道,记录他们的心声,讲述他们的故事。  ·  “我是中国人”  热汉古丽(女,44岁,民族文化宫信息中心副主任、副编审,来自乌鲁木齐):我是1988年上大学来到北京的。我从小在新疆军区大院长大,上的是汉语学校。大院里95%都是汉族,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好朋友。即使在“7·5”事件后,我也没觉得跟汉族朋友有什么心理上的不适。但我能感觉到,在新疆的朋友,无论是汉族还是维吾尔族,他们会有这样的心理隔阂。我这几年回新疆,维吾尔族的朋友会跟我说以后别跟汉族人一块玩儿了,小心被自己民族的人收拾。我的汉族朋友还是会主动邀请我,但他们跟我在一起时会刻意回避一些东西。说实话,这种变化我特别不愿意看到。我们这一代,还有不同民族的朋友,但下一代可能就越来越难做到了。现在,我家亲戚朋友的孩子跟新疆当地的汉族小朋友交往越来越少。有时候,一些氛围也会带来限制。在乌鲁木齐,虽然许多学校既有汉族学生,也有维吾尔族学生,但是他们会在一些事上被分开,比如维吾尔族学生生活都是维吾尔族老师负责,汉族学生则由汉族老师来负责。公共机构也这样,在法院、检察院、公安局,维吾尔族人就由维吾尔族办事人员来接待。  库尔班江(男,32岁,自由摄影师,来自和田):1998年之前我一句汉语都不懂,汉语是自学的。我摆过摊,卖过烤肉。2006年我到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当旁听生,没有学籍,但大学认可了我。第二学期寒假,我带着6名同学去新疆黑山村拍摄,那是新疆最偏远的村庄,骑毛驴要12个小时。我们拍了一部纪录片,就是《喀拉古塔格日记》,在全国很多比赛中获了奖。之后我还在清华、北大、人大等各个高校办了很多新疆为主题的文化摄影展,许多人从我的照片中了解了新疆,了解了维吾尔民族。  这次昆明发生的事件,也让我感到很难受。几天前,我出门打车,一连拦了7辆车都不拉我。后来一辆出租车的乘客在旁边下车,我拉开车门就钻进去,司机问我是哪儿人,我说我是中国人。他又问我一遍,我说新疆来的,他下意识地踩了脚刹车。我说,“怎么,您不拉新疆人?”他还是启动车上路了。在车上,我问他为什么会有这种反应。他说有一次拉一个新疆人,那人觉得他绕路了,就把他的车窗打碎了。我告诉他,许多新疆人汉语说不好,而且去一个地方只认这一条路,是沟通出现了问题。我一路上跟司机师傅聊天,下车时特意问他:“你后悔拉一个新疆人吗?”他说“不后悔”。我觉得有时候其实很简单,普通百姓之间只是沟通出现了问题。  其实,很多在京的维吾尔族人当年是北京邀请来的。1982年那时刚改革开放,北京一个考察团去新疆,看到乌鲁木齐南门市场火热的场景,觉得气氛很好,于是邀请一些人想在北京也搞这样一个市场。艾尼瓦尔老哥就是当时来的。他们都是北京的贡献者。  艾尼瓦尔(男,62岁,餐饮业者,来自乌鲁木齐):是的,我是1982年来北京的,那时候我们一共来了17个人。  达伍提(男,39岁,个体户,来自喀什):我有3个孩子,在北京一个月挣三四千元钱,基本上够一家人用。在老家,不少朋友比我挣得要多,但我还是愿意留在北京,因为我喜欢在这里生活。  穆妮热(女,23岁,中国伊斯兰教协会职员,来自乌鲁木齐):因为从幼儿园时起就上汉语学校,我身边的汉族朋友很多,有两个从小学一直到现在还保持联系。今年我还收到他们从外地寄来的生日礼物,真的很感动。来北京大半年了,我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和同事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说到困难,除了会想家,最大的压力就是房租,其他都很好,幸福感很高,这就够了。  ·  最伤心不被包容  多鲁洪(男,41岁,民族出版社音像部副主任,来自库尔勒):我是23年前上大学来北京的。我是当地的高考状元,但我们当时所能上的最高学府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去不了北大、清华。我留在北京主要是因为自己的事业发展,也有许多辛酸苦辣:一方面我们跟其他人一样有住房、交通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饮食等习俗不同。我家不久前卖了新源里的房子,主要原因是辖区的派出所和街道机构等对民族和宗教政策认识比较少,我们很多方面不被理解,尤其是“7·5”事件之后。后来我搬到和平里,这里住着民族出版社各民族同事,街道等各机构对民族政策了解更多,我在这里感觉更能被包容。此外,在北京的很多维吾尔族人还会遇到一个难题:孩子入托问题,因为北京大部分幼儿园没有清真餐。现在孩子入托本来就难,维吾尔族孩子就更难了。  阿孜古丽(女,40岁,餐饮公司管理人员,来自乌鲁木齐):我在北京一个餐厅做管理工作。我以前在乌鲁木齐也开过一家餐厅,“7·5”时,我还让三名汉族人躲进我的餐厅,当时我的餐厅被砸了。暴恐事件让我们维吾尔族人的生活也受到很大影响。前两天我去天津,手机没电了,我找一个网吧上网充电。可管理员拿我的身份证在机器上刷了一下后,说不能给我开机。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你是新疆来的。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当时就哭了。当然,我们单位的领导特别关心我,我的汉族朋友也非常关心我,其实好人还是多。  古丽(女,37岁,个体商人,来自乌鲁木齐):很多新疆来的朋友到北京只能住在新疆办事处。上次从新疆来了一个朋友,在快捷酒店办入住后10分钟,就有警察来查他证件,问他为什么来北京等。我说每个人都要这样问吗?警察直接说不是,主要查维吾尔族人。  麦尔丹:(39岁,个体商人),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维吾尔族人。我们生活中一个很大的不方便之处是办护照问题。在新疆基本上办不了护照。我爱人的护照过期了,回新疆重新办,找了很多关系,整整用了两年多才办下来。  ·  恐怖分子与民族无关  多鲁洪:对于暴恐事件,大家都是反感的,而且是坚决反对的。实际上,对这种问题,作为维吾尔族知识分子,我们更着急,我们也更愿意帮助国家,共同把社会变得更和谐。我认为,维护新疆的社会稳定,维吾尔族的干部和知识分子精英,应该是最有效的一支力量,也是国家应该信任的。现在的反恐形势很严峻,因为是互联网时代,它跟工业时代的区别就像大象和蚂蚁的竞争。在工业时代,是大象之间的较量,谁有力量谁占上风;而蚂蚁时代,国家出动那么多的人力物力维稳,但这么大的国家,中间某个地方总有放松的时候。到底靠什么来解决根本问题呢?首先要赢得维吾尔族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心。有一些媒体,特别是新媒体,它们一些不实报道使各民族之间不信任感大大增加,这是更大的灾难。其实,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关系很好。现在经济发展了,反而出现了各种杂音,都是因为受负面因素的影响,大家缺乏互信了。  热汉古丽:暴恐事件不是现在才有,从上世纪80年代就有,当时媒体不发达,现在媒体开放了,许多媒体却只强调它的现在,不探究它的背景、历史渊源。现在的报道是就事论事,但民族问题恰恰不能就事论事。这就导致社会上给维吾尔族贴标签的问题。每次暴恐事件发生后,维吾尔族人就说怎么又出事了,日子又不好过了,第一反应是反感这样的事,第二反应就是担心跟本民族联系到一块。但这些暴恐分子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种刻意的标签,已经使得只要发生恐怖事件,我们就很内疚。可是,恐怖分子就是恐怖分子,跟民族无关,我们凭什么内疚?不管什么民族,他杀人犯法,谴责惩罚他就行。  买买提明(男,33岁,伊斯兰教经学院老师,来自喀什):我是2001年上大学时来北京的。2005年到2010年我被公派到埃及留学,当时埃及局势稳定,老百姓也非常热情好客。2011年埃及局势动荡,我每天都关注埃及的报道。原来那么平安的国家,不仅经济衰退,无辜民众也受到伤害。所以对恐怖事件,我们都不愿看到,因为滥杀无辜民众无论从宗教还是道德角度来看都是被严厉禁止的。  我觉得许多宗教问题还应该从宗教本身来解决。国家的宗教政策很好,但有些政策在新疆一些地方没有落实到位。比如对待戴头巾、留胡子等问题。对于暴恐事件,我相信我们国家有能力彻底解决,不可能控制不了那一小撮人。但前提是能不能早点从源头把问题解决好。  阿布拉(男,32岁,《中国穆斯林》杂志社编辑,来自和田):我也是2005年公派去埃及留学,我对当地宗教宽容度特别有感慨,当地每一个有清真寺的地方,都有一个基督教的教堂。在宽容的氛围下,民众也比较宽容。我觉得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要利用好爱国人士和宗教人士。只有爱国的、符合党的政策的宗教人士起到作用,那些地区民众的思想才不会被极端宗教思潮占领。但有些地方有知识的宗教人士得不到信任,当不成阿訇。实际上,在南疆,这些人士非常有威望,当地政府应该很好地让这些宗教人士起作用。  多鲁洪:到现在为止,在任何一次恐怖事件中,没有一个维吾尔族的爱国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参与的,基本上都是社会上的闲杂人员,这是明确的事实。所以怎么发挥维吾尔族干部、爱国宗教人士等的作用很关键。  ·  很多政策都有调整空间  热汉古丽:一些少数民族政策也应调整。比如少数民族高考加分,政策初衷是好的。但经过多年发展,乌鲁木齐绝大多数维吾尔族孩子汉语水平很好,可以在不享受任何加分的条件下跟汉族孩子一样参加考试。而在喀什、和田,经济、师资力量、民众的汉语水平不能跟乌鲁木齐比。我觉得给少数民族加分应该改成给贫困地区加分。另外,在考上大学后,少数民族学生必须读两年汉语预科,对于乌鲁木齐绝大多数学生纯属浪费时间,对喀什、和田等偏远地区的学生应该根据汉语水平考试来安排一年左右的预科,这才叫实事求是。  对民族政策,我觉得该保留的要保留,该调整的要调整,该取消的也要取消。像一些地方仍实行“两少一宽”政策(上世纪80年代提出的“对少数民族犯罪分子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要尽量从宽”),就应取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了就该抓,该枪毙的枪毙,不能因为是少数民族,犯法了不抓,还说是国家优待政策。这会养成一些人的恶劣习惯,长大了就会成为犯罪分子。  艾合买提江(36岁,男,北京某石油国企员工,来自阿克苏):我本科、研究生和博士阶段学的都是与石油相关的专业,从德国留学回国后,在一家北京的石油国企工作。我认为搞好民族问题,最重要的是提高整体的民族知识水平,搞好民族教育。而双语师资的缺乏,双语教学能力和水平低下是最主要的问题。2012年,我回老家探亲。当地有一所希望小学,整体看上去不错。但当我走近教室窗边,看到整个上午孩子们都没有正常上课,在里面打打闹闹。有人对我说,虽然学校基本设施都有,但只有一个初中毕业的老师,教学生汉语。在那里,老师可能出门放羊去了,孩子们只要不出教室,待够几个小时,就算上学了。这样的民族教育,怎么能提高民众的知识文化水平?特别是南疆县级以下中小学的双语教学,更令人堪忧。  ·  ·

两少一宽耀邦乱国篇(二):1965年,耀邦同志的安康


经济观察报 胡德平/文 《1965:耀邦早春行》一书,我认真读完了。当年,耀邦同志视察陕南安康地区距今已有四十九年了,可以说几乎是两代人的岁月过去了。其时,他任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他的陕南早春行只是他生命之河中,一瞬时光的流水,它不再掀起什么波浪,但它还在静静流动,仍有生命。历史会告诉后人,它曾淹没了什么,又把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化为航标或路灯;或许还可以告诉后人,耀邦同志面对国家命运和人民利益,他曾有过什么思考,他在党内的命运有起有落,他又是怎样迈步行路的。
一、对社教运动的解读
耀邦同志1965年的陕西安康早春行,是他在我国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做的一次农村调研,并为运动进入下一阶段时,做的一次政策宣讲和群众发动工作。
耀邦同志这次陕南行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后来当上面严肃批评耀邦同志时,安康地区的多数干部也跟着批判,有人竟把他和所谓的“彭高习反党集团”联系起来。其实这不奇怪,当时绝大多数干部已被“阶级斗争”“左”的思想所震慑,都知道“左”比右好,跟着大势走,最好别动脑筋。而群众则不同,认为耀邦同志讲的话,对文件的解释合乎自己的利益,也就自觉行动起来。少数干部嘴上虽是批判,但在实际问题上仍然支持耀邦同志的意见,并据此精神开展工作。
耀邦同志1965年早春的陕南行和当时我国的政治形势有密切关系。1965年1月4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会议纪要。纪要是以毛泽东主要意见为依据而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1月14日,该文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俗称“二十三条”,社教运动统称“四清”。“二十三条”虽然只是重申了“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的提法,但文件又有警人的新意,那就是纲中又有一个纲,“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地。”耀邦同志给安康干部们这样解释走资派:“这一句话有四点。一叫重点,一叫党内,一叫走资本主义道路,一叫当权派。”但他更多的解释却集中在如何发展生产上,社教运动“就是要落实到生产上去,要把生产搞好”。“我们革命是为了什么?革命就是为了发展生产,发展生产是广大人民的要求。什么叫大好形势啊?大好形势就是因为生产发展了。”在此基础上,他又大大发挥了他对广大农村干部的看法:“什么叫好干部呀?同志们,我们这个会议上要把它摆清楚,就是能把生产领导好,这是最主要的标准。”耀邦同志对社教运动的教育问题特别强调。他说:“农民离开工人阶级领导,就不能走社会主义”。农民的眼光短,容易满足。分了七百斤粮食,就有人要去赌钱。
耀邦同志根据对社教运动的这些指导思想,在2月14日凌晨二时给陕西省委发的一份《电话通讯》中,该件同时报送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电话通讯》中,他使用了更为规范的语言,同时把问题的重要性提得更高了:“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发展生产力,只有生产不断发展,才能谈得上大好形势,只有领导群众增了产,才能称得起是为人民忠诚地服了务。”
耀邦同志对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不经意间和“二十三条”发生了深刻的冲突。“二十三条”要解决的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而他却大谈对广大农民的教育问题。“二十三条”明确社教要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他却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他没有想到他越是强调这种主张,越是和中央的决策以及西北局的社教工作发生冲突。
但奇怪的是,毛泽东当时并未对耀邦同志背离“二十三条”精神的工作给予批评,也未给予什么肯定。我曾想过,毛主席为何对陕西社教和西北局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未置一词呢?我想他是否对党内斗争产生了许多新的想法。他一直用“左”和“右”的路线斗争观察党内生活,他对党内“左”“右”斗争的倾向、路线一直区分得十分清楚,就是在他主持下起草的“二十三条”,也明确写明运动中有什么倾向就反对什么倾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但很快在他脑海中,出现了一种对党内路线新的看法,就是“形左实右”。毛泽东批评1964年社教的“形左实右”已是公开的秘密,这在他1966年8月写的一张大字报中得到充分反映。要说耀邦同志在陕西社教中执行的是一条右倾路线吧,那么他是形右实也右,形式上一点也不“左”。要说耀邦同志执行了一条反对“形左实右”的路线吧,他当时也没有这么高的“觉悟”,他的内心世界是反“左”的,但他又极不适应党内开展的这场新斗争。不管耀邦同志“左”也好,右也好,批他的人也好,支持他的人也好,总之各方面的同志都不认为他是一个野心家。况且,他十分强调社教不整群众,发展生产,犯错误的干部可以将功补过,运动不搞繁琐哲学,又都可以在“二十三条”中找到根据。是否因为这些复杂原因,耀邦同志才躲过一劫?当时毛泽东和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同志、中央书记处对陕西省和西北局争论的问题也没有发表过明确的意见。10月6日,总书记邓小平对耀邦同志讲:“你们的争论搁下,不要谈了。你不要回陕西去了,休息一段时间,另行分配工作。”“中央没给你做结论。”实属保护性的态度。
西北局则不同,因为前段社教期间,在处理干部问题上,确有过严、过粗、过滥、打击面过宽的情况,耀邦同志提出的“四个一律”,西北局是不接受的,为保持运动的高压态势,他们认为“四个一律”可能引起翻案风。这也是必然的逻辑。所谓“四个一律”,即“凡属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减轻下来。凡属停职和撤销工作,但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凡属去年以前犯有某些错误,但已经交代过的在职干部,……只要做好工作搞好生产,将功补过,就一律不咎既往。凡属这次县的多级干部会议后,继续干坏事的人,不管职务高低,一律从严处理。”对耀邦同志开展批评是从反翻案风,不抓阶级斗争开始的,批评他的一句名言:“只抓粮棉油,不讲敌我友。”在批评者看来,反正批右,反翻案,抓阶级斗争总不会错吧!未想到短短几个月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当年的批评者受到的迫害、羞辱更甚于耀邦同志。
当时党内同情或肯定耀邦同志在陕西工作的人也有一些。如朱德、叶剑英、贺龙、徐向前、罗瑞卿和军队的一些同志。耀邦同志去陕西上任前,曾拜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杨了解胡的率直,好心劝他“到任一年不要说话。”想不到没几天,他也离开中央,到陕西省委书记处工作。更没有想到的是,一场比社教运动更大的暴风雨即将到来。
二、耀邦同志阐述的经济观点
耀邦同志在陕南安康地区八天跑了七个县,边走边看,边和干部、群众讨论,同时说出了他对许多问题的一些看法。本文以此书为主干,用随笔、漫谈的形式,把书中分散的史料,自己零散的记忆,理出他的几个观点,串成一文,故名“散谈”,以供有兴趣的读者翻阅评论。
1.靠山吃山养山——积极开发潜在的经济资源
安康专区十个县市有耕地五百一十万亩,耀邦同志重视耕地,但他新的着眼点,是关心土地总面积。安康专区总面积为二千八百万亩土地。全区每个人有二亩八分耕地,还有十亩山地。他希望开发山地,认为陕南山地出产的桐油、柿子、茶叶、蚕茧、核桃、花椒、木耳、当归、党参、黄连等土特产都是大自然给予人们的财富。他对药材当归的解释:当归就是当年归还本钱。此外还有大熊猫、小熊猫、金丝猴、羚牛、羚羊、林麝等珍稀动物。
他的安康行第一站是宁陕县,这里是安康森林覆盖率很高的地方,他格外重视县里的林业特产局。在听县林业特产局局长屈自恒介绍时,他插话说:“宁陕要大力发展林木,国家缺乏的是木材,不是粮食。”“你们做个统计,把山货特产和林业加起来,收入会大大超过林业的。”“你们立即做个长远发展规划给我。”在“以粮为纲”,忽视林业、牧业一齐发展的山区,县委当然欢迎耀邦同志的意见,很快做出规划寄送给他。
2月7日,耀邦同志来到石泉县,该县耕地三十一万亩,人均耕地二亩半,荒山十五亩。他谈到耕地之外的土地:“你们是森林荒山面积超过一百八十万亩,潜力很大。”在县上又问了县供销社主任土特产的收购总量。他说:“我们左手抓农业,右手抓多种经营,靠山吃山养山,你们每人平均十五亩荒山,山上还未解放或才半解放……”他对资源的理解是靠、吃、养,不是竭泽而渔的蛮干。认为荒山也有一个“解放”开发的问题。
2月8日,耀邦同志来到汉阴,这里有三十六万亩耕地,他在这里还看到了水田。县上水田有九万亩,又产桐油,可以养蚕、采茶、种植柑桔,唯一遗憾之处就是这些经济作物、水果都产量不高,他说:“二百多万亩山,桐(油)只产八十万斤,去年才三十万斤,有些山没有很经营起来。省委希望,从今年开始,大规模开发山,经营山,不是有愚公移山吗?你们就是愚公移山。”
2月8日,耀邦同志一行,乘着一条破旧的“红旗五号”机动船顺江而下,来到美丽的太极城旬阳,知道这里人均三亩地,十五亩山地。早在三国时期,这里就是商贾辐凑的商埠码头,人称小汉口。解放前这里就有“八大商号,六十九家商铺”。陕南的桐油、中药材,土特产水运至湖北。南方的日常生活品、化肥、煤炭进港。耀邦同志在这里的黄州会馆开了一次商业问题的座谈会。
2月9日,耀邦一行来到秦头楚尾的白河县,了解到该县户均两亩半耕地,十六亩山地。这里耕地很少,但荒山地、林木地同样超过耕地。以后又到了平利县、安康市,都对当地的耕地、山地、土特产资源做了了解。
他面对安康丰富的资源,形成的总体思想就是:“我们增产的潜力不小。有这么大的土地,丰富的资源,这么好的人民。两千多年前,刘邦就是在这里起家的。”陕南山区这种资源若不利用起来,怎能甘心呀!他发出的感慨就是毛泽东写的诗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在他看来,绿水青山中蕴藏的资源弃而不用,就是浪费,就是枉自多情。在安康考察的最后一天,耀邦同志给省委、地委、县委发了《电话通讯》,他在《通讯》中说:“我省山地荒坡面积大过耕地几倍、十几倍,各县同志一定要用算账的办法,鼓舞大家树雄心,立大志,从今年大搞基本建设处着手,为几年后从山地荒坡上大大增长收入打基础。”
资源的观念在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中占有重要地位。资源尤其是可以开发的资源,是可以及时变现的资源,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资源都算净资产,或称为净资本。这是国家的家底,这是生产资料,生产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掌握宏观经济运行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数据。
耀邦同志未系统学过经济学,但从生产的实际出发,他能捕捉住国家资源这一重大课题,做足文章,证明他是一个对经济问题充满研究兴趣的人。因为他明白,他已从团中央的工作转行到省委新的岗位,必须学习经济工作。
2.我们帮助你们打主意——帮助生产者找市场是政府的职责
政府和生产经营者之间互有一种予取的经济关系,即是对生产者先予后取,多予少取呢?还是先取后予,少予多取呢?很多国家官民关系紧张,互相打着对方主意,由此产生剧烈的阶级矛盾。我这里说的予取之道是人民政府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治国之道。
先予后取,多予少取。这是中国古老的经济思想,也是富民强国的治国之道。这种长治久安之策,无不浸透中国哲学辩证法的光辉。这些年来,这种理念也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之中。
耀邦同志到陕西工作前,曾向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汇报了陕西的情况,请求国务院把陕西省的征购粮从十七亿斤减到十四亿斤,希望国家拨款兴建几座化肥厂,国务院同意了这些要求。陕西省1964年的粮食总产量八十七亿斤,比1956年的一百零八亿斤,下降了二十一亿斤,其粮食单产竟比西藏还低;棉花一百三十二万担,单产只有四十斤。富庶的八百里秦川的生活水平还不如河北和山西。全省连一个化肥厂都没有。1965年1月5日,陕西省民政厅给省委报告称:去年夏秋两季受灾地区人口共一千八百零四万。其中安康专区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三,人均口粮每月均在二十斤以下,断粮人口达三万六千人。
耀邦同志是饿过肚子的人,知道饥寒交迫的痛苦。在长征时“两个多月没吃的,吃树皮草根,吃皮带。我两个多月没吃盐,身上脱皮,吃了两个多月的豌豆苗,又没有锅煮,用茶缸煮,还吃青稞麦,没有碱放,吃了肚子胀、拉稀”。解放后,我党成为执政党,农村生活怎么样呢?耀邦同志于1959年在山东青年劳模徐建春家乡生活了五天,“顿顿吃红苕窝窝头,……还吃了两顿榆树叶子,那个东西也不好吃”。有感于此,耀邦同志决定去安康做一次工作视察,并对贯彻社教运动的“二十三条”做些宣传,发动工作。
石泉县1964年征购粮任务是九百五十万斤,1965年核定五百万斤,减少征粮几乎一半,为四百五十万斤。耀邦同志说:“减征购任务不是为了睡觉,减也是为了加油干,减了大家高兴。”他还特别说明减了征购粮,“农村基本上不(再)返销粮。”这种一减一停的政策,无非是让农民认识到自己的切身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积极生产。他又讲:“为了把粮食、棉花、油料、生猪搞上去,向老百姓宣布一条,公购粮减了,多产多吃,多产多留,多了可以喂猪。”这对调动每月只有二十多斤口粮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
在汉阴县,征购粮由一千五百五十万斤减到八百五十万斤,减少征粮七百万斤。耀邦同志对县上干部讲:“我的意见,还要给群众说这件事情。怎么说?减了任务,又要增产!把生产搞上去!我希望你们超过九千万斤,搞到一亿斤好不好呢?每人平均六七百斤口粮,我看好得很。”(注:该县当年计划产粮九千万斤)“减了任务,又要增产!”这就是予取之道。
耀邦同志在平利县了解到陕南和关中气候情况差异很大,秦巴山区不宜种棉时讲到:“不要你们的棉花,三千担不要,五千担也不要。棉花,我们全省搞二百万担,主要在关中,要你们那么零零星星一点,辛辛苦苦搞了半年,才三千担不在话下。”“不要以为减了任务就轻松愉快。我讲的有轻松的一面,还有紧张的一面,这叫轻松和紧张结合。”以后省政府做出了安康地区不再征购棉花的决定。这也是对农业生产力扬长避短的一次解脱。
在落实安康地区减收征购粮,免种棉花时,干部群众有一种顾虑仍然挥之不去,就是政府说话不算话,需要你时讲好话,不要你时承诺不算话。耀邦同志针对这种心理,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你们安康七千万斤粮食(指公购粮),我的意见是要稳定上几年。老实话,打主意不在你们这里打。你们要求我们打主意时,我们才帮助你们打主意。”这段话,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的理解是,将来安康地区的粮食多了,粮食没出路了,谷贱伤农了,政府会帮助群众打主意,想办法!当时温饱得不到解决,有的贫困地区群众还住在山洞里,很难想到这种前景。但耀邦对此却充满信心,他坚信只要政策对头,予取之道的措施得以落实,这还是不在话下的事情。再说一句,固定征粮基数,稳定几年不变,也同改革初期固定企业包干利润,超额分成是一样的道理。
他在平利县充满信心地说:“粮食多了怎么办?第一,多吃一点嘛;第二,养猪嘛;第三,愿意卖就卖。可以议价收购,今年下半年就议价收购一部分,开放粮食市场。”这就是耀邦同志为安康地区粮多了以后,一定要开放粮食市场所打的主意。而且预言秋季粮食就会来个大增产。
在安康市,他又再次说明这个主意:“(粮食多了)第一,搞些储备粮;第二,发展养猪;第三,再没办法,我们就采取议价收购的办法,粮食部门议价收购,愿意卖就卖。”这年秋季怎么样呢?据《1965:耀邦早春行》介绍,1965年安康地区粮食产量达到10.68亿斤,比上一年增产百分之五十二点八,多产粮3.69亿斤,竟然超过了国务院对全省减免3亿斤的征购粮。同时蚕茧、茶叶、苎麻,造林大幅增长,要么是成倍增长。可见,先予后取,多予少取的经济政策,政府为生产者打主意,完全是一种解放生产力,富民利国的治国之道。
3、“不要先搞粮食自足,而是要先搞经济自足”——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
耀邦同志这话,是在白河县境内,坐在汉江船上说的一句话。当时的情况是,耀邦同志一行人在船上看到汉江两岸山头都是光秃秃,资源没有很好利用起来,而城镇的知识青年就业又很困难。耀邦同志和同船的领导商议,如何让汉江两岸绿起来,为什么不搞一所半耕半读的学校,组织未就业的知识青年“霸占他几个山头,搞绿化”呢?“不要先搞粮食自足,而是要搞经济自足。”这话从小处说,是说绿化和知识青年的学习与就业问题,在他看来,城镇知识青年的就业未必都是下乡务农,只要是社会需要,在其它行业就业也是好事,也有利陕西全省全面的经济发展。
当时“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的宣传铺天盖地,农村、农业、农民主要的劳动、任务和考核指标就是种粮,但全国不但没有增产突破,反而长期停滞不前,既便是增产的县市也是高产穷县。我体会耀邦同志说的经济自足是全面自足,包括粮食自足,是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需求,衣食住行的自足,而只提粮食自足,是片面的自足。他也说过,光吃粮食,没有肉,没有油,也不算吃饱饭。这是他对人们食品结构的考虑,也反映了只说粮食自足的观点是不够的。粮食自足,他是指在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基础上的粮食自足。对经济和农业的关系,还是改革开放以后总结的经验到位,那就是“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但要做到这点,没有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行;没有政府的指导和规划也不行;一个为民服务的政府,就是时刻要为生产者想办法,打主意,谋发展。
耀邦同志于2月14日给省委并给各地委、县委的《电话通讯》,是他陕南一行总结性的工作意见。同时指出《电话通讯》如与当地情况不符,可以不转;如有不足之处,可以补充。在《电话通讯》中,他明确提出陕西省农业的增产方针应该是:“两手抓,双丰收。”“即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多种经营。关中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棉花;陕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山货土特产的发展;陕北地区,主要是一手抓粮食,一手抓造林和畜牧业。”《电话通讯》意见是对粮食自足和经济自足更具体的解释,而有的同志在以后批评耀邦同志时,却故做一脸惆怅状问:一手抓这,一手抓那,那么哪只手抓“阶级斗争”呢?
《电话通讯》还讲到经济自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大力发展城乡手工业。耀邦同志讲:“手工业不兴旺,没有就业的人不少。……必须认真加以解决。”在平利县,他讲到当地的生漆和苎麻,地委书记韦海明插话:“牛王牌的漆,贵字牌的麻在香港市场都有名。”这些境外市场的名牌,都离不开手工业的粗加工,所赚取的宝贵外汇和手工业的贡献也是分不开的。
当耀邦同志在蜀河听说这里的油布伞很有名时,便让秘书在区公所附近八一村一组社员家中,找来一把油布伞仔细观看。制伞也是手工业呀!那户社员家至今还保存着这把伞。蜀河镇农民多以做油篓为谋生手段,当地可以就地取材,竹子、桐油很丰富,这种手工业生产,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镇上做油篓的生意也没人敢做了。致使1963年和1964年这一地区的桐油大丰收,却没有装桐油的油篓子,大量桐油无法外运。耀邦同志知道此事,大动肝火,敲着桌子连连发问:“这么好的好事,为什么不让干?”
耀邦同志不能光发脾气,他决定做一番调查。第二天中午,他看了蜀河的崖咀码头,码头附近的沙滩上堆放着大量的麻、胡皮等山货、药材和土特产,还有外省一些采购货物都要由这里的水路运出。但因为没有货物商业包装的材料,货物无法上船。包装材料一向由当地的竹木业合作社解决,但竹木材料不能自行采购,一定要由县生产资料公司供应,加大了成本,竹木社难以接受。耀邦同志直接表态,原材料应直购直销,减少流通环节。另一个问题是桐油运输,必须要有油篓。而油篓需用黄豆为原料,加工成油篓的涂料。当时粮食部门只供给居民少量黄豆,而无计划供应手工业生产的黄豆指标。耀邦同志听后为大家出主意:“县油脂公司要进行调查,一年多少货运?需要多少油篓和黄豆?每只油篓需多少黄豆做涂料用?可报粮食局专供。”很快耀邦同志的意见得到落实,蜀河码头上行下行的货流运输方便多了。
当耀邦同志知道竹木社的工人还用手工方法破竹时,他劝竹木社的主任刘焕章去湖南参观取经,那里破竹的篾活已用机器代替了。竹木社接受了他的意见。去了湖南,学习结束后,买回了机器。
父亲的父母兄弟都是忠厚的庄稼人,家人在空余时间都要做些烟花爆竹维持生计。他对农家的辛苦和小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的终年奔波得来的血汗钱有切身感受。2月12日,如何把经济政策搞活一些,他讲了五点意见。第四条就是:“必须有计划地解决城镇就业问题。在小城镇,最大的出路就是发展手工业,然后在发展手工业的基础上,慢慢变成地方工业,辅之以其他行业。上山下乡等。”当他第二次路过石泉县时,他又讲到就业问题,当时安康地区有四万人没有就业。他讲:“城镇就业问题最大的出路是发展手工业、农副产品加工业。”
他希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但需要政府的力量,而且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广泛就业,进而实现全面的经济自足。改革开放以后,他的经济自足的理念又上升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层次。”难得的是在《电话通讯》中,他还对当时并不发达的服务业做了宽泛的、超前的解释:“不仅要注意增加生产,还要注意为生产服务的商业、交通、财政等问题。”
4、为买而卖的集市贸易,“要富就要先修路”——社会主义也要讲商品流通
“经济自足”,一刻也离不开活跃的集市贸易和商品交换。自从人民公社成立以后,自由的集市贸易忽存忽灭,经济困难时存在,经济好转时消灭。总之它一直处在一个被批判的地位,被人认为是落后的,是一种产生资本主义的经济温床。究其原因,是我们的理论学习不够,就是支持它存在的同志,也未能从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上说明它存在的道理,总像理亏似的。
耀邦同志怎么学《资本论》的情况,我不完全清楚,但他给我讲过《资本论》的某些章节,如“资本的原始积累”,“劳动中的协作与分工”,还有就是第二篇第四章中的一节“货币转化为资本”。马克思认为简单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为买而卖”,即W—G—W,而作为资本的货币流通形式则是“为卖而买”,即G—W—G。前者以获得商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后者则以取得剩余价值为目的。
耀邦同志认为,自由的集贸市场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他在安康解释说:“农民为什么养鸡?他有那么几个鸡蛋,卖上六七个,跑到市场上买把调羹呀,买一把线呀,一根针呀!”“他的核桃没有多少,只有一斤半,你供销社又不收,他拿来就是要换点东西回去嘛。”
这能产生资本主义?他2月12日在安康着重讲了马克思的简单商品流通理论和资本流通理论的区别。又在2月14日,在石泉县又向干部们扼要讲了《资本论》第四章的主要观点。
他在宁陕看见一个老人背了一捆劈好的引火柴,老人的目的就是“我们卖把柴,想买点盐。”
这不就是“为买而卖”,W—G—W的生活公式嘛。当时农村的农民也就是要这点集贸市场,自由交易的自由,互通有无的自由。为买而卖的集市贸易是为最简单的商品交换提供的平台。
商品的互通有无要和投机倒把的活动严格区分开来,这是耀邦同志当时的认识水平,当他在安康大礼堂演讲自由市场时,一些群众把礼堂前围得水泄不通,第二天允许集市贸易的讲话传遍安康全市。竟然有些人在政府门前开始卖花生,卖羊油了,戴着红袖章的市管人员也不见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变得更敞亮了,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耀邦同志重视货物货畅其流的通畅,也就必然重视国家的交通运输事业。两者都是商品活跃繁荣的流通业。这是耀邦同志一个重要的经济理念。“要富就得修路。”在汉江的船上,大家谈到安康的交通问题,当工交系统的何建生汇报西万公路时,何建生说:“西万公路一头起自西安,一头起自四川的万源。我区的宁陕、石泉在其线上。”在接下来的对话中耀邦同志得知在工交系统工作的何建生没有去过万源时,面有愠色地说:“你们这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呀,你是公路管理部门的同志,连万源都没去过,那老百姓更别提了。公路部门的同志有机会要去那里了解了解情况。”耀邦同志感慨说到:“安康人穷,穷在哪里?穷在路不通。农民生产的东西运不出去,运不出去就挣不到钱。”他以安康的桐籽为例分析到:“(桐籽)一般都被我们自己榨油点亮用了,运不出去,就烂掉在深山,而外国人购去了,深加工,加工成各种化工用品,成百倍地挣我们的钱。”耀邦同志同时提出要求:“安康的地方领导每年至少研究一次公路建设,不,至少两次研究公路发展情况。”
耀邦同志2月14日离开安康时,又对地委的同志谈了陕南地区的公路交通。他格外看重西安到万源的公路,汉中市到白河县的公路。他还具体提出两条公路要修好,首先要解决桥梁问题,其次路面问题。安康汉江大桥,石泉汉江大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以后动工修建的。安康至西安公路卡脖子段是柞水到旬阳段,他讲:“我知道旬阳到柞水,这条线修起来,对于西安到安康的人来说,可就近便了。”现在建成的西安到安康的铁路和高速公路,正是走的这段路。
既然在汉江上行船,耀邦同志自然问到汉江的航运问题,民谚说“旱路不通走水路,”他对事关国计民生的交通,不管是铁路、公路、航运他都一样关心。为此他还出了一些主意,在《电话通讯》中,他建议多搞一些低坝多级开发,低坝水库,同时要疏通浅滩、险滩。为何他对低坝有兴趣呢?我想他怕高坝影响航运吧,他也说过低坝的建设可以形成江面两岸的风景区,父亲是个旅游事业的积极推动者。这些设想虽然不见得都有可能性,但这是他“经济自主”理念中的多彩反映。
5、“民办国助”,“公有私养”——从人民战争到人民经济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反抗外敌侵略,广泛动员群众进行的革命战争,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人民战争。当我党有了巩固的陕甘宁根据地,可以进行生产时,他主要的经济思想就是人民经济,“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毛选三卷P.893)延安时期,我党号召大生产,要求每个农户都要做出经济发展的“家庭计划”,开展生产劳模竞赛,组织变耕队、互助组,成立生产、消费、运输、信用和手工业合作社及边区银行,保护私人工商业,发行公债;同时驻守陕甘宁地区的军队和党政机关也投入到大生产运动之中。毛泽东号召全党:“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也必须学会。”(毛选三卷P.935)
抗日战争时期,耀邦同志在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工作。他虽然没做过经济工作,但却十分关心延安的大生产运动,关心在人民经济中涌现出的模范人物。我家二弟的养父,就是延安有名的延安南区合作社劳动模范刘世昌。
耀邦同志对大跃进的评价,有他独特的见解。无疑大跃进是失败了,而且在一个时期还给国民经济、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失,极大的伤害,极大的痛苦。但他认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中依靠群众的观点仍然可取,两条腿走路的建设方针还是正确的,束缚人民经济的计划体制,他认为绝不能奉为神明。他的这种潜意识在他的安康之行也有所反映。
如耀邦同志在石泉讲:“我们要把局面摆开,措施落实,走群众路线,埋头苦干。大寨、茅田区、罗治县搞得好,就是五八年以后一直没有泄气。”如在汉阴,他又讲过前面所说的话:“同志们,五八年以来,我们有些人就一直没松劲,前几年那么困难,都不叫喊,不下马。一个大庆,一个大寨,一个茅田,他们还在埋头苦干。”
耀邦同志关于人民经济有一种可贵的民办公助思想。这一思想充分体现在修建公路,开办一些建设工程上面,耀邦同志在白河县谈到修路问题时说:“修路,用民办国助的办法进行,国家供给炸药、钢钎、并给修路的民工一天半斤粮食,两角钱补助,农忙务农,农闲修地、修路。”
在平利县,他向安康地委提出要求:“公路是你们专区生产上去四大关键的头一关键,要用民办公助、政治挂帅的办法解决修公路的问题。”为此,他在石泉县,即将回西安时对安康地委、专署和县委干部又做了一次讲话,特意讲到山区人民货物进出问题,要解决好人力、畜力短途运输问题,短途运输是一项艰辛的体力劳动,一个架子车拉上七八百斤,一个鸡公车推上四五百斤,累得要命。他认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人力工具不会取消。(注:这个问题,他估计过于慎重了。)所以他积极主张要在山区多修架子车公路。怎么修?民办公助。以农民为主,国家辅助,采取民办公助的办法修架子车路。每人一天一斤半粮,两角钱菜金,给点钢钎、炸药,农民自己干,一年搞40天,夏天10天,秋天10天,冬天20天。这样一斤半粮食、两角钱,修500公里架子车路,得750万斤粮食、100万块钱,再补多一点,打算1000万斤粮食,我们修500公里架子车路也是划得来的,这种补助我们省上要开支。
耀邦同志“民办国助”的理念既反映在国家和群众的关系上,也反映在集体和个人的关系上。在安康市的大会上,耀邦同志和忠义公社新民大队支书有次对话很有情趣。大队人口八百零五人,去年安康很多社队粮食减产,新民大队却增产二万二千斤,并预交了今年一万一千斤征购粮。耀邦同志似乎觉得新民大队的贡献过分了,便说:“你也不要支援什么灾区了,顶今年的任务吧。你拿到粮食,就发展副业嘛,集体也可以发展,叫公有私养。一个生产队,养母猪、生猪娃后,作为队的积累,分给没有猪的人家喂着。你们有没有这个办法?”俩人在“公有私养”育猪问题上的对话结束后,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只要在生产发展、经济搞活的前提下,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全能够协调起来。
只要我们清楚了他关于人民经济的理念,我们就可以更明白,为什么他在改革之初那么重视乡镇企业,为什么常提“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社、队、联户、个体四个轮子一起转”。为什么要用集体经济的形式,解决千百万回城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
6、他们搞按劳分配,我们搞平衡照顾——对困难人群,应承担起社会主义政府的责任。
在白河县,耀邦同志和县委书记等二十多位干部座谈。大家谈得很轻松,当他知道白河县农村社员每年的粮食分配,是基本口粮占七成,按劳分配占三成时,他突然问道“全部改为按劳分配好吗?”马上有人提出意见,那“四属五保”、“鳏寡孤独”、人多劳少的困难户、职工家属怎么解决口粮呢?我想在场的每个同志其实都会持一种反对的态度。虽然说社会主义是按劳分配,但谁能把所有人的口粮都按劳分配呀!耀邦同志的回答更是让人吃惊。他说:“怕什么!他们搞按劳分配,我们搞平衡照顾。”说着,他伸直双臂说:“平衡工作靠我们嘛!”耀邦同志此话,到底应该怎么理解呢?我认为他说的“我们”,就是指政府。
我想在他看来,中国的农民养活全国人民根本不是问题。只要政策对头,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城乡人民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虽然也有困难,但并不是一件登天难事。他不是在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还想今后粮食多了,出路何在吗?他的意思是在农村彻底激活劳动生产率,国家有了丰厚的积累,就可以托起社会一切需要照顾的人的补助、救济、福利和人们生老病死等一切问题的政府责任。
这并非幻想,改革的今天,我党和政府正在向此方向努力。耀邦同志关于“按劳分配和平衡照顾”的理念,我认为是对“经济自足”的收关托底之笔。“经济自足”绝不是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也不是计划经济的分配之足,而是国家、人们自身的内需之足,消费之足。我国改革事业确立之后,耀邦同志之所以提倡我国的经济结构,应成为一个以内需导向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国家,我认为他有以前的思想准备,绝不是偶然的。
建国以后,我国城市管理实行的是一种低工资、低物价,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的经济管理体制;城乡关系则是一种二元结构对立的经济管理体制。人民生活虽不富裕,但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还是要求政府把城市人民的退休、养老、医疗、教育等问题包下来。当然这是低水平的社保承诺,遑论广大农村了。我国农村直至“文革”结束之前,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一直未普及,农村中劳力丧失劳动能力以后,也无退休养老之说。养儿防老的意识,在农村根深蒂固,合作医疗也只能是医治一般的小病而已。耀邦同志说的对困难人群“平衡照顾”的设想,我认为他十分明确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责任。
但当时人们对这一事业是一项宏大的社会化工程还缺乏了解。这在书中也有所反映。1963年我国和日本做贸易,万吨巨轮“跃进号”在公海失事。有关部门讲,这条轮船在国际保险公司是保了险的,保价是1700万美金。毛泽东听了报告后说:“我国不要,我们这么没志气的!”耀邦同志十分敬佩毛泽东的气魄胸怀,也说:“我们海员技术不高,把船开到暗礁上了,我们要他的钱干啥?”
7、重视人才,爱惜人才——设想开办在校就业的新型学校
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批北京大学、陕西师大等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到安康地区中学当老师,其中一部分人分到旬阳县。这些名牌大学的骄子,个个学历完整,才华出众,课讲的好,有的人篮球打的好,有的乒乓球打的好,有的跳舞跳的好。那个时候在偏远的安康,上高中的学生年纪往往偏大,有的学生的年龄甚至超过老师。由于这些原因,诱发了几件师生相恋的事情,但在旬阳县却被传为“青年教师流氓”案,还抓捕了几人。县上还有一种观点,此事“不仅要绳之以法,重判,还要杀头。”
耀邦同志和县委领导先从政法部门、文化部门的工作谈起:“政法部门要注意,文化机关要抱谨慎态度。我们自己文化不行,外地来了人,我们又不注意,发生了问题,我们又要抓人。……你们这个地方为什么有文化的人少?”
耀邦同志又和青年教师们座谈,主要谈了社教运动和文教单位的关系,他的意思很明确,社教中强调的阶级斗争,整党内走资派和学校的运动无关。他说:“听说你们学校搞了‘四清’运动,主要在于思想教育。对出现的问题,先要分清性质,不能急于处理。最要紧的是要分清哪些是思想品德问题,哪些是违法违纪问题。”然后,耀邦同志谈了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他说;“对三位教师,不能采取偏激行为,要重视人才,爱惜人才哟。”“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要花三、四万。轻易就抓了三个大学生,如果处理不当,就把十万元扔到汉江河去了。”
最后,耀邦同志谈了对三个青年教师如何处理的问题,他讲:“对犯错误的教师,主要是做思想工作,不要一棍子打死。”作为县级领导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处理好师生关系呢?他说:“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灵活性。总之,不能过于苛求,不能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他对此事的具体处理办法就是“我的意见是先把人放了。”
这段佳话是在这样的气氛中结束的,大家发表各自的意见,无所顾忌,议论最多的便是年轻男教师和女同学如何相处才好,在好的体制中,大家完全可以自己教育自己。
如何培养没有继续上学,又没有就业的城市知识青年?国家的政策是上山下乡,当新型农民。团中央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耀邦同志认为这项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同时他又想到要办“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的劳动大学”,响应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半工半读的号召,学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办学方式。请省委书记舒同当校长,请团省委书记曹廷甫当教育长,为省里培养干部,培养各种有劳动技能的职业人材。准备当年先在西安、咸阳、潼关、安康、白河、汉中、阳平关、宝鸡搞起来,招生八千人。他说:“现在要开始把房子修起来,修得不要太坏,也不要太好。半工半读,一人一月十五元至二十元,自己管自己,少派几个教员就行了。头一年供给,第二年补一半,第三年自己供给,不能自给第三年补助也可以。”
在广大农村,中小城镇中,究竟培养何种干部、职业人员是耀邦同志认可的人才呢?这本书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典型人物王建元。王建元作为知识青年曾在安康岚皋县插队,被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之一。1965年3月1日,陕西省首届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王建元被邀请与会。他和耀邦同志在会下有过一次接触,并进行过一次深入的谈话。
这次接触,是耀邦同志到驻地主动去找王建元的。王向耀邦同志介绍了自己的家世:自己五岁时,父亲惨死在国民党军队手中。十岁时,母亲去世。自己现在是民办教师,兼大队会计,县上的税收员,常年生活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岚皋高峰小学。他当年24岁,未婚,同时要供妹妹上学的费用,月工资28元,自己做饭吃。耀邦同志边听边和王交谈,他说:“你这个苦孩子,干得好。”“‘人怕出名猪怕壮’,……出名之后,更要谦虚呀。”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国家生活一切正常,王建元本人又努力,他的发展前途,或者可以成为一名优秀教师;或者可以成为一名精明的财会、税务专业人员。耀邦同志似乎也在为他的前途考虑:“今后可以派你到中央团校学习。”王建元没有接受耀邦同志的建议。因为王建元有严重的关节炎,很快得到省委一千元的治病补助款。
三、开始涉及国家经济体制的价格问题
耀邦同志之所以对我国的商业流通、物价问题有那么大的意见,是和他长期关心我国的经济发展有关的。1961年5月5日,他给中央和毛泽东写过一篇有关商业问题的报告。现归纳其中三个问题,首先,“改变农村商业体制势在必行。”“所有购销业务统统由国营商业独家包揽经营,是害多利少的。”其次,他认为“作为生产者的集体和个人之间,不能直接交换自己的任何产品,这既不方便于消费,也不利于生产”。最后,这种体制造成的结果是“国营商业部门实行统一牌价,价格不尽合理……”,同时,他也提出了相应解决意见:“适当调整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不可统得太多,管得太死”,“调整某些商品的价格”,“设法减少商品的迂回运输”。该材料由陈伯达在5月28日送交毛泽东,毛泽东29日作了批示:“印发工作会议各同志。我看了这个谈商业的文件,也觉得很好,可发到县、社两级讨论。”所以耀邦同志在陕南考察时,对社会主义的物价发表的意见最多。
耀邦同志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有数学头脑,非常爱算账,记性又好,所以账算得很快。他是初中一年级的学历,浏阳一中有谭嗣同建立的一座算馆,对他学习数学影响不小。他在延安又自学过小代数。在调研时,对多少平方公里可以换算成多少亩,对增产或减产的百分比实际对应的产量是多少,总能很快算出来。他在陕南调研时,经常当众算账,这是他工作的乐趣,愿与众分享,进而提出他的意见、观点,而绝非什么炫耀。
宁陕县的大山里许多林木特产运输困难,原因很多,但商业僵硬的体制是一个大障碍。耀邦同志在宁陕讲了很多商业方面的问题。他讲:“商业工作没有打开局面,为什么山货土特产上不去呢?主要是做商业工作的同志不懂政策,搞社会主义价格不对头,生产就上不去。县级领导要研究价格政策,要讨论党的政策。比如什么叫经济民主?讲经济民主,是生产者的经济民主,不是什么大家的民主。经济民主是可以讲的。”在计划经济年代,国家对国有森林中的林木有采伐指标,采伐的林木可以强行用行政手段运出,但土特产品就难运输出去了,主要原因还是农村供销社收购价低,收购品种简单化。农民采摘的山货土产又无市场进行随行就市的交易,否则就被视为投机倒把。而价格的背后就是国家商业体制的问题,也有地方政策是否放开的问题。
先说商业体制问题,耀邦同志在这里主要是指与农村、农民、农业有关的,全国供销系统的商业体制。要凭他一人之力去改变一个体制,他也知道是一件难事,恐怕他也未把此问题提到国家体制这一高度去认识。但他对供销社弊病还有认识的,也有勇气说出“社会主义价格不对头”这种话来。另外给他勇气的还是这个体制当时还不稳固,还有灵活的变通空间,而且“二十三条”也给了他不少的力量。这就是“二十三条”中,党赋予农民的“经济民主”的权利。所以他才讲“经济民主,是生产者的民主,不是什么大家的民主。”他认为只要省、县党委认真研究价格政策,“讨论党的政策”就可以改变供销社的收购政策。
再说地方政策是否放开的问题。在旬阳县,县委书记马凤来说到本地的土特产品是花椒,正常年产六万斤,去年只收了一万五千斤。耀邦同志说“你们把花椒压了价,人家就是不卖给你。”他的批评是否太冒了?旬阳是否压价,当时情况已不可知,下面的对话确实说明了问题。当马书记说,这里的龙须草没有专区的批准手续不能运往湖北时,耀邦同志发了少见的脾气,他大声批评道:“这是蠢!死官僚!反党中央!”他接着又说出缓和的一番话:“我对商业工作意见大。中央讲商业渠道,我们有的同志却反对中央讲的商业渠道。自己封锁,自己祸国殃民。搞社会主义连方向都不明确。不想到国家,做官当老爷,哪里做事这样荒唐!我们的商业在一些地区流转上太不负责任了。这个问题要鼓足干劲讲,狠狠地讲,对人民负责。现在讲狠,是为了将来少处分人。”
耀邦同志鲜明的态度,让县上的张培元说出了不少真相:“土特产还有苎麻,正常年产量17万斤,去年收购回来12万斤。龙须草,正常年产量500万斤,去年收购200万斤。花椒压价是省上,专区也有压价现象。”耀邦同志表扬了张培元:“你有勇气,我感谢你,你还可以告到毛主席那里去。多压价,也无非是给上面多交利润,现在没有了,可以少上缴嘛。”张又壮起胆子说出了压价的真实原因:“我们农产品流转,从历史流转方向,从历史习惯来说,一贯向下运(注:指朝武汉运)。现在硬要倒流,从安康往西安运。”耀邦同志接话说:“安康以东的山货,湖北要什么给什么行不行,旬阳人民不是翻身就翻得快了吗?!年年说商业渠道,有的人年年反对中央的商业渠道,这样就不好了嘛。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连方向都不明确,只知道反投机倒把,反男女关系。在商业物资上,我们有些同志太不负责,是祸国殃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山货特产往汉口去,我请求你们这样办行不行?!你们自己定个合理价格,自己做主。”又说:“我们在农产品收购工作上采取了错误政策。”最后,县供销社主任葛景铭,作为知情人说话了:“我们和湖北省是毗邻地区,我们收购价格低,湖北价格高。有些农副产品都被别人收购了。”耀邦同志回答:“供销社要放手收购。除了某些东西向上外(指安康),百分之九十走汉口。以不亏本为原则,给群众合理的价格,有多少收多少。将来县上报价,省上批准。”他似乎觉得“县上报价,省上批准”又有所不妥,接着改变了口气,“请求你把工作办好行不行?价格不由我们定,而是由群众定。”
耀邦同志把对土特产品收购中存在的问题提高到“方向”、“死官僚”、“祸国殃民”、“社会主义价格不对头”的高度去认识,表现了他勤于研究政策的党性,也充分反映了他做人的个性,同时他也看清了干部不良作风的存在。他认为专业干部压价是欺负老百姓的表现,“无非是给上面多交利润”,“明明是价格政策问题,而我们硬说是受了灾,收不回来。”除去官办的国营商店和供销社外,在安康市,耀邦同志还调查了一家集体性质的小门市部,门前告示牌写着:“百拿不厌,百问不烦。”他让售货员取货,拿袜子、搪瓷缸子、牙膏、牙刷等日用品,售货员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厌不烦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安康考察即将结束,耀邦同志在《电话通讯》中说:“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营商店和供销社都不可能完全代替农民之间互通有无的集市贸易,农民相互之间为买而卖的小额交易,不是什么投机倒把。农民多余的农副产品,我们供销社不可能全部收购回来,如果我们对集市贸易管得过死,就会影响农副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手工业也还可能萎缩,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是不利的。”第二天,他在大会上讲:“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应该强调查研究,听取群众意见,经常注意改进自己的经营管理,为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他又讲:“国家要供应的生活资料多得很,农民的生活、生产资料上千种,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不可能全部生产、供应,如像小孩尿片怎么样供应呢?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集市贸易是合法的,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
当时,我国的城乡商业渠道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渠道。城市中,人民日常生活用品是由百货商店进行零售业务;县、市有百货站,省则有百货公司进行批发业务。政府的商业部则是政企合一的政府部门,它即有行政职权,又担负着全国批发总公司的职能。农村中的商业渠道则是地区各级的供销社,全国总机构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社既负责向农民零售生活日用品,又负责收购国家统购统销之外的产品。两个渠道都是官办的,所以他特别反对商业领域中的官僚主义,强调为人民服务,同时他也看到国营商店,商业流通计划经济是无法满足人们上千种生活、生产的物质需求的。
虽然耀邦同志在陕西安康的讲话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接着一年后又爆发了祸国殃民的“文革”,但他对安康地区发展经济,利用本地资源的讲话,仍然不断被当地干部群众提起,有的意见早已付之实践。1975年,当时新华社记者郭超人,还详细报道了安康地区发展多种经营的文章。实践充分证明,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甚至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大山、深山区,舍此道而求粮食自足,无疑要撞得头破血流。
总之,一个二万多平方公里的安康地区留给我们的经济建设问题,并由此而引起的全国性的普遍性问题,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解决了一部分,即使解决了所有旧体制的问题,还会有新体制的问题等待我们解决。最后感谢本书作者李大斌同志,为读者提供了一本宣传我国改革事业“早春行”的作品。
 


两少一宽耀邦乱国篇(三):王仲方: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


王仲方:耀邦与我的两次谈心
时间:2010-12-22 10:16 作者:王仲方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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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日记里记录了与胡耀邦同志的两次谈心,现整理出来以纪念耀邦同志九十诞辰。
  当选总书记后的一次谈心
  1980年3月1日,报纸发表了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3月2日发表召开十二大的决议,成立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公布了书记处成员11人的简历。这一天是星期日,上午我去看耀邦同志,他正在家里独自一人读《东华录》。我们做了一次长谈,将近两小时。谈兴未尽,我告辞了。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交心之谈,当然主要是他谈的。我首先谈到五中全会开得好,公报也写得好。耀邦说,这个公报是下了工夫的,在写法上不按议程一项一项地写,而是集中起来写。突出了五中全会的主题,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公报中,为少奇同志平反占了两大段,篇幅最多。但是并不影响主题,并不使人认为五中全会就是解决少奇同志平反问题。其实五中全会上议论最多的是汪东兴等四位同志的问题,但公报上对四个人的问题就是几句话。本来对汪还可以说得好一些,但他在政治局检查时,总想把总理拉下水,这就不好了。他不听我的意见。总理当时的处境,大家是理解的。
  公报定稿时,已是2月29日下午7时42分,离广播只有18分钟。有我们的人建议推迟发表,这怎么能行呢?已经事先打过招呼,国内外都在等着,不能按时广播,人家会发生各种猜测,说五中全会有分歧啦!公报意见不一致啦!等等。必须按时广播,这是一个战略眼光问题。
  公报一公布,国内外反应非常强烈。总的反应是好的,都认为中国政治局面更稳定了,保证了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
  公报一些重要的论点,可以开出若干题目,写一批文章,如不搞终身制等等。宣传部要抓好五中全会的宣传。
  耀邦接着说:小平同志的战略眼光是很高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提前召开十二大。这些重大战略部署都是他提的,抓得很紧。按照小平同志的战略部署,再有三年,即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有什么三长两短,也不致出什么大问题,政策和领导的连续性就有保证了。三年,经济工作大的发展,也在三年以后。1983年,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们的情况会比现在更好。我们大家一定要发奋图强,好好干。
  耀邦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论在哪里工作,做什么工作,都要力求有所建树。政治上的建树,思想上的建树,理论上的建树,改革上的建树,工作上的建树,总之要有所建树。你在某件事情上提出一个好的意见,做了一件工作,写了一篇文章,起了好的作用,也是一种建树。
  比如北京市,首都所在,搞好市容的美化,种树、种花、种草,把服务行业搞好,既可美化首都面貌,又可解决就业问题。抓住这一条,带动各方面,也是一种建树。不抓这一条,老是想搞重工业,搞钢铁,搞石油化工,搞得首都污染越来越严重,街道市容越来越脏,社会秩序很乱,就看不到有什么建树。
  耀邦接着说:要有建树,就要敢闯。我个人有什么?就是敢闯。
  小平同志是了解我的。这次要我出来工作,我看至少有三条:第一,我虽然没有他那样高的战略眼光,但是他提出的主张,我能理解,能够跟得上;第二,我能够进行各项组织工作,实现他的战略布局;第三,他知道我这个人是正派的,不搞歪门邪道。
  耀邦同志回忆起过去,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是了解我的,后来对我不满意,生我的气。我在解放后团中央那一段工作,抓的面太宽,经常发急,没有搞出什么特殊的建树,是我自己不争气。罗(瑞卿)最了解我,他很早就说我是有希望的,贺老总也了解我,甚至林彪也还是看重我的。比较起来,总理不大了解我,先念也不大了解我。谈到罗瑞卿,耀邦激动地说,罗是水平很高的,能力很强的。如果罗不死,这次很可能是政治局常委。有罗、赵,我们三个人合作,事情更好做。
  接着我们两人评论起耀邦去年一年的几次讲话。耀邦说,去年一年,从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这一篇算起,再有理论务虚会的两篇,新闻工作会议一篇,上访工作会议上一篇,农村宣传工作会议一篇,再加上中纪委会上一篇,大块文章,大概有九篇,小的讲话不算。中纪委那一篇我讲了中纪委的任务首先要抓政治路线,看你是执行还是违反党的政治路线,这一点是很重要的。生产目的那一篇,讲平衡,还是讲得好的,那是帮助修改加上的。这九篇总有十几万字,其他不算。今年恐怕也要有四五篇,当了总书记,免不了要讲几篇的。
  耀邦说,我的东西,总要讲一点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方法论。要抓住现实存在的问题,把它集中起来,讲点方法论,才能讲得深。
  耀邦认为当年多少篇讲话,比较起来,剧本创作座谈会的这一篇水平最高。耀邦说,这一篇是用了工夫的,不仅是对文艺,对其他方面也是有影响的,可以发得宽一些,文艺工作者可以人手一篇。这篇东西讲了怎样看待自己,怎样看待阴暗面,也讲了马克思基本观点、方法论。比如讲了思想认识的规律由统一到不统一,又到统一;一致到不一致,又到一致。可以就这些观点写点文章。耀邦说,这篇东西文风也是好的,一气呵成,没有老套。讲起文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好。你看《论持久战》、《实践论》写得多么好呀!又深刻,又生动,简直增减一个字都不行。鲁迅的文风也好,每一个字都是用了工夫的。
  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包括去年邓、叶几篇讲话,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都是好的,但是不够生动。乔木同志现在搞的东西,文风也不如过去,他很注意科学性、逻辑性,但生动性不够。社会科学院出那么多刊物,我很少看,或者不看,没有讲出什么东西。我看,说理论,还是数《理论动态》。抓住当前重要问题,理论联系实际。
  现在看,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水平并不高。真正有分量的是第二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罗瑞卿亲自抓的,是吴江他们起草的,罗改了几遍,给我打过三次电话。当时我的处境有困难,罗挺身而出,这篇文章的影响大。可是吴江他们后来的文章也差了。
  耀邦同志说,过去公安部的东西写得比较好,上中。特点是比较稳定,有些部门也有好东西,但不稳定,有时好,有时又下去了。公安部东西比较稳定,当然也是一分为二,也有些神秘主义。接着又联系到我说:“罗同我说过多次,说你是能写东西的,为什么现在不写了?我看你是有思想水平的,有能力的,但是没有搞出应有的成果来,我看你的闯劲不够。”
  最后,我们的话题又转到五中全会。我说五中全会是得人心的,中央书记处人选是符合众望的,大家对这个领导班子寄予很大希望。要密切联系群众,要树立新的一代领袖的新风。耀邦说,说不上什么领袖。我说这个领袖是复数的。耀邦说,我们就是搞集体领导,不搞画圈圈,有事大家商量,就地解决。
  我告诉他,有人议论,胡耀邦当了政治局委员,不搬房子,不搞特殊。这次当了总书记,会不会搬房子,搞特殊呢?耀邦说:“我一辈子不搬房子,不搞那些庸俗的东西。”我说,不搬房子,当然好,一辈子恐怕难。耀邦说,至少五年不搬家。我说,安全还是要注意。他说,极个别的坏人要打黑枪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脱离大多数群众,不为广大人民群众办好事。耀邦最后说,今年工作十分紧张,要分秒必争,还要讲究工作艺术,才能把事情办好。
  去世前的一次谈心
  1989年3月18日晚上,李昭同志来电话,说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
  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所。李昭同志接待我们,谈他们去年12月去广西、湖南,逗留了四个月。两人休息都有成绩,胡得过一次肺炎,也康复了。正谈着,胡耀邦进来,畅谈了一个小时,还照了相。
  耀邦同志谈到广西缺粮,人民生活很困难。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广西,谈到他去了一趟
  河南宣化店,这里是1947年359旅的驻地。旧地重游,42年,一点未变。耀邦对一点未变不大相信。40多年了,总有一点变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说,确实一点都没有变。要谈变,只是过去他住过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挤进好几户人家。过去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生活仍然贫困。当然,湖北有的地区,如荆州地区,比较富裕。谈起这种情况,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较沉重,虽然很着急,又没有办法。谈着谈着,耀邦的情绪开朗了。他说,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1980年,想不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走上了党主席(后来是总书记)的职位。当时就表示,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是胡耀邦还是胡耀邦,并没有因为职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个意想不到是,1987年初,下台以后,反而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要重视这两个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过问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领导汇报工作,作为同志,谈谈也就很好了。
  交谈中,我深为耀邦的心境担忧。他这个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问题,特别是关系群众疾苦的事,不让他表示态度,无动于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有感即发的人,如今他却有感不能说,有话不便说,闷在心里。这对于耀邦,再也没有什么让他更难受的了。
  我看到他的神情之忧,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无言以对。只好劝他放宽些,保重身体。过去再忙,也不放松读书,今后可以更安静地读书了。我以前给他送过他喜欢看的书,以后会继续给他送去。耀邦笑着点点头。也许是长途旅行归来,神情显得有些困乏。在告辞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张相。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一张“绝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后一张照片,距耀邦逝世仅28天。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据说是由于心脏血管破裂致死。耀邦逝世前四天,我去医院探望。李昭同志悄悄告诉我,耀邦刚睡着了。我没有进病房见他一面,真是又后悔,又悲痛。继罗瑞卿同志去世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相知很深,从心里感到极其亲近,最为敬爱的良师、益友。耀邦不是完人,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好人,一个极其真实、极其善良、心地透亮、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死,他活在我的心里。
  后来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代的,但应该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的安排。
来源:摘自《亲历记》,吴思/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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