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曝乱事件

来源:节日作文 发布时间:2019-03-15 点击:

徐州曝乱事件篇一:河南大货路过徐州遭乱罚款 涉事责任人被处理


  10月31日,有媒体曝光徐州铜山区公安局104国道茅村至利国段交巡警在执法过程中,在未对车辆进行检查的情况下,连续对同一车辆进行处罚。事件曝光后,当地政府调查后进行情况通报,责令将涉事民警辞退、交巡警大队长撤职、分管副局长停职。同一天,河南一县级运管局随意上路罚款也被曝光。
  运输公司一年被罚200多万
  10月26日,河南省永城市一家运输公司的经理刘新闻上班时带了2万元现金,在公司门口为20多名货车司机发钱。
  刘新闻告诉记者,公司主要业务是运煤,每天将河南永城的煤运送到江苏徐州的一些钢厂,罚款如今成了每辆车路上每天必须支出的费用,被罚一二百元是“家常便饭”,多的时候则要五六百元。他们被交警罚得最多的地方,是在徐州市铜山区和贾汪区境内。
  刘新闻拿出了公司最近两个月的罚款单,足足装了满满一纸箱。其中很多处罚都让他感觉莫名其妙,比如“不按规定调头”“疲劳驾驶”。刘新闻说:“高速上怎么能调头?这是治安卡口的。”“从永城到徐州,也就是100公里,开车的话就是一个半小时,这个疲劳驾驶是怎么说,咱也不知道。”
  永生公司的财务报表显示,平均每辆车每月被罚都在5000元左右。刘新闻说,公司共有40辆大货车,每月罚款金额就是20多万元,一年罚款金额就达到了200多万元。
  22辆车一天被罚24次
  10月26日这天,河南永生运输公司共22辆车被罚款24次,处罚金额2600元,平均单次罚款108.33元。处罚决定书上具体违法行为:“不按规定车道行驶”13次,占总次数的54.1%;“调头妨碍行驶”9次,占总次数的37.5%;“安全设施不全”2次,占总次数的8.3%。
  10月28日,永生运输公司经理刘新闻来到了徐州市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支队申请行政复议。工作人员似乎并不在意,对刘新闻带来的24张处罚决定书简单地记录了一下,就打发刘新闻回去,他告诉刘新闻,复议要两个月以后才会有调查结果。“这个复议之后,如果认定交警执法是不合法的、不合规范的,交的罚款能不能退?”工作人员说:“那不清楚,等领导指示。”
  □乱象
  1 不检查直接开罚单
  10月26日上午10点多,记者跟随永生公司的一辆货车前往江苏徐州市铜山区利国镇。路程总共不过120多公里,但需要经过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半个多小时后,经104国道货车到了江苏铜山县茅村镇。
  对面车道路边出现了一辆警车,交警隔着路示意货车停车,司机小李停车后冒险翻越路中间的护栏过去。没有对车辆进行任何检查,连警车都没有下,交警就让小李出示驾驶证,随后打出了一张罚单。
  这名徐州市铜山区公安交警大队的执法人员头也不抬,直接开出了200元的罚单,处罚决定书上显示,违法行为是驾驶安全设施不全的机动车。
  2高速路上认定调头
  交完罚款,货车继续驶往目的地,然而,刚开了不到两公里,突然,对面车道又开过来一辆警车,交警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伸手示意货车靠边停车。司机小李不得不再次冒险跨过护栏,去接受罚款。
  交警告诉小李:“你们河南的车到我们那边一分钱不罚,我们还得罚100元。那为啥啊?这是对你们的照顾。”徐州市铜山区交警大队利国中队的交警,给小李打出了一张处罚决定书,时间为13点02分,距第一张罚款单仅隔8分钟。理由是:736公里500米实施调头时妨碍正常行驶的车辆和行人的违法行为。
  3 地址车号双双写错
  河南永生运输公司的运煤货车在进入徐州后,有一部分车来到了贾汪区,同样也被交警一一拦下罚款。“车号?”“豫N71238。”这个豫N71238的车牌号码是货车司机随口编的,但这位坐在警车上开罚单的交警连核实都没核实,就将车号打在了处罚决定书上。而且,被罚货车司机驾驶证的发证机关本是“周口市”,交警却马虎大意打成了“周口店”。
  □暗访
  交警诉苦:完不成任务扣工资
  永生公司将此事投诉到铜山区公安交警大队,对处罚表示质疑。
  司机:这也不能每次罚,要是违章了,比如说严重违章了你罚,咱现在也没有啥违章?
  执法人员:你怎么这么磨叽啊,你不是来找我的事吗?
  司机:找什么事,我提出质疑就是来找事的?小伙子,做这行我都30年了,你这样我见得多了,知道吗?你还挑我的刺,知道吧。
  执法人员:你看当地也这么多,罚100元,骗你没意思,老师傅。他们也是永城的,从这到睢宁一天一趟,天天也都是这样,死规定。我们任务也重,我完不成任务扣工资扣得多。
  司机:你多少任务?你一个月罚多少钱?
  执法人员:一说出来吓你一跳。
  □进展
  副局长停职交巡大队长撤职当事民警被辞
  11月1日上午11时30分,徐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外先期通报“铜山、贾汪两地交巡警乱罚款”的行为处置情况。
  通报称,10月31日夜里,徐州市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公安局长孙建友局长认为反映的铜山、贾汪两分局交巡警乱罚款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违法、违纪行为,并对出现这一情况带头作了检讨。
  11月1日11时30分,徐州市公安局向媒体公布了正式处理结果:责令铜山、贾汪两家单位迅速展开调查,及时对相关责任民警和领导进行严肃处理;市局政治部、纪委、交巡警、督察等部门要主动上门,对经过辖区的包括河南永生运输公司在内的所有运输企业进行回访,通过回访,彻底查清各县(市)、区交警部门存在的各类违规、违纪问题,对违法、违纪人员坚决予以处理;对下达罚款指标、乱收费的责任人和责任领导一律依法、依纪严肃处理;责任单位及时通过媒体向当事司机、企业认错并道歉。
  经铜山区公安分局调查:10月26日,铜山区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茅村中队、利国中队执勤民警在8分钟内先后对河南商丘一运煤车辆进行违规处罚。此行为违反《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相关规定,经研究,并呈请区政府批准,由主要负责人作出检查,对分管副局长停止执行职务,给予交巡警大队长撤职处分,对当事民警予以辞退。
  经贾汪区公安分局调查:10月26日,贾汪区公安分局交巡警大队青山泉中队在执勤中存在不对项处罚、不核实车辆信息即开具简易处罚决定书执法问题。此行为违反《人民警察纪律条令》相关规定,经研究,由主要负责人作出检查,对分管副局长停止执行职务,给予交巡警大队长撤职处分,对当事民警予以辞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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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商丘梁园区运管被指超编随意罚款
  110公里公路200人执法
  记者再度接到司机们的举报,一些司机反映,在河南省一个县级运管部门里,有七八百名工作人员,为了供养这些人员,当地路政部门随意地上路罚款。
  负担重靠自己挣钱
  记者在商丘市梁园区政府的网站上看到,梁园区交通局系统一共有干部职工6500余人,运管局是交通局下属部门之一。
  据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交通局局长张剑河说:“公路局现在有八九百人,运管局也有八九百人。因为梁园区这个地方,交通位置比较重要,再一个平时的工作任务也比较繁重,相对来说,人员比较多一些。”张剑河透露,这两个二级机构工作人员的工资收入主要靠自收自支,也就是说要自己想办法挣钱养活自己。财政负担的基本上是领导班子的十几个人。
  财政养不了所有人
  按梁园区运管局的说法,商丘市地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交界处,公路交通管理和维护任务重,所以人员较多,目前800多干部职工,包括200多名退休和退养人员,下属的汽车站、出租车公司、客运公司等实体企业还有400人左右,剩下的就是机关和交通执法管理人员。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道路运输管理局总支书记肖殿伦说:“机关和执法总共有将近200人。”每个月当地财政给予梁园区运管局的经费大约是近50万元,基本上按照每人800元的标准拨付,但是这些钱连所有人员的基本工资都发不起,更别说各种保险和奖金了。
  2009年河南省取消二级公路收费之后,有100多人回到了梁园区公路局,其中的六七十人被安排在梁园区的一个超限监测站,他们的收入一部分就来自对超限车辆的罚没收入。
  调查发现,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境内管护的公路只有110公里,执法的人员竟高达200人。
 

徐州曝乱事件篇二:1967:徐州那些事


(作者:文贝,当年是坦克2师军人,曾经在江苏徐州服役几十年,经历了后期的徐州文革,该文2011年发表。文字转子公众号:东方红,配图:丰县官网)
1967年初,徐州的造反派夺了徐州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权。由于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发生了分裂,形成了“踢派”和“支派”两大派别,发生了大规模武斗。
徐州驻军情况复杂。
驻徐第68军属于济南军区序列,驻徐坦克第二师归装甲兵系统,与68军没有隶属关系,68军军长张郅秀(文革后担任昆明军区司令员)与坦克二师师长沙风(三野序列,文革时军管农林部,文革后任装甲兵副司令)同为少将军衔。
驻徐空12师隶属济南军区空军,同时驻有的师级建制还有空108,属于空军工程部队。
徐州成立革委会需要江苏批准,军事上归济南军区防区。支左部队由68军负责,归济南军区指挥。连云港也是一样,行政上是江苏,驻军守备师归济南军区。
徐州革委会的工作一方面要向江苏省革委会负责人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负责,支左部队又要受山东省革委会负责人、济南军区政委王效禹调遣。
铁路方面当时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铁路又是半军事化的单位,归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
正是因为这种混乱的管理体制,造成徐州革委会三次成立三次换班。
曾经在在徐州市革委会的大门口,有人偷偷地贴上了一首打油诗:“踢得好,支得对,一年一个徐革会,干部乱站队,群众跟着活受罪”。
徐州踢派组织叫“工总司”,支派组织是 “淮海八三一”。
1967年3月18日,经南京军区许世友和济南军区杨得志共同批准,正式成立徐州市革命委员会,由68军副政委刘汝贤(华北野战军序列,文革后任济南军区后勤部政委)任革委会主任。
由于两派对革委会的态度对立,形成了支持革委会的“支派”和反对并踢开革委会的“踢派”。 “踢派”俗称驴派,“支派“俗称狗派。双方展开大字报辩论,一方写“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好”!另一方就在标语的结尾处加上“个屁”,变成了“徐州市革命委员会就是好个屁”!
68军虽然隶属济南军区,但军部和一个师的部队均在江苏地盘。军长张轾秀江曾是华野老9纵的师长,是许世友的部下。副军长吴怀才(后任68军军长,文革后在沈阳军区顾问任上离休)原本是红四方面军的,与许司令出身相同。这两个人自然会给许司令面子。而许世友更是坚决支持68军,也就是“支派”。
王效禹原为青岛市副市长,是康生的老部下,与王力、戚本禹共过事。文革后一跃成了山东省革委会主任兼济南军区政委,掌权后依仗济南铁路局的关系把徐州铁路分局当成了下属单位,经常插手徐州铁路的工作,从而影响了徐州的派性斗争。
因为王效禹支持徐州的“踢派“,所以”踢派对王效禹非常感激,曾喊出:“毛主席是红太阳,王政委是小月亮。徐州归山东,煎饼卷大葱。跟着王政委,彻底闹革命!”的口号。
67年3月19日,毛泽东对《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作出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
5月31日,国务院决定对铁道部实行军管,6月12日,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国铁路实行全面军事管制。
铁道部与交通部是全国最早实行军事管制的两个单位。铁道部军管会由总参军务部部长苏静(拟任铁道部军管会主任),总参军事交通部副部长杨杰(拟任部军管会副主任)和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处长朱沪宁。
苏静时为兵团级的总参军务部部长。曾长期在林彪麾下担负司令部参谋组织领导工作,中将军衔。文革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杨杰时为副军级的总参军事交通部副部长,大校军衔。1968年苏静调离后实际主持铁道部工作。1970年6月,交通部、铁道部、邮电部的邮政部分合并组成新的交通部,任交通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文革后任基建工程兵副政委,1987年离休。他的大儿子在我师运输营当兵,二儿子与我是同排战友。
朱互宁为总参作战部空军处处长。到铁道部四个月后,仅为师级干部的朱互宁被中共中央任命为驻冶金部军代表,主持冶金部工作。1970年6月,任冶金部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文革后历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
朱互宁调离铁道部后,1967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决定韩卫民(总参军训部副处长)为铁道部军管会副主任。
6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该《命令》第三条称:“煽动武斗、破坏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和砸毁铁路、交通设施、运输工具的少数坏人以及情节严重的肇事者,必须受到无产阶级国家法律的制裁。各地革命委员会、军事管制委员会和驻铁路、交通部门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军代表、公安值勤人员有权根据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安六条规定负责处理上述问题,有关方面必须听从,不得拒绝执行。”
67年5月31日 徐州铁路分局实行“军管”。我团由团长金正新(文革后任坦克二师师长,在12军顾问位置上离休)带领,负责机务段、电务段、铁路公安分处的军管。
原徐州市公安局看守所,俗称“8号”由我团军管,负责人是我连老连长樊元忠。
68军负责军管的范围是德州(不含)至蚌埠(不含)和连云港、郑州(不含)——潼关段的铁路部门。
5月30日,王效禹指令枣庄反逆流组织大批矿工和农民携带木棍、乘大卡车开进徐州。在徐州北郊朱庄与支派3.18农民造反派遭遇,双方进入淮海路、彭城路游行示威,呼喊“踢开徐革会,支持反到底”的口号。
踢派的头头顾炳华、栾昌善公开散布说:“对解放军相信是前提,警惕是关键,斗争是根本”。把矛头指向六十八军,说张铚秀就是徐州的“新沙皇”。
除了顾炳华和杨正祥,徐州在文革中有点名气的造反派还有三中学生张晓阳,徐州师范学院学生周美霞,徐州医学院学生徐峰。
7月上旬,王效禹强令驻徐68军和空29师思想转弯,由原来支持徐革会和“支派”转为支持“踢派”。7月11日,徐州卫戍区发出支持踢派的通告。
8月31日,两派展开一场混战,“踢派”在卫戍区的支持下将“支派”赶出徐州。
68年3月1日,徐州市革委会根据王效禹的旨意经济南军区批准实行改组,组成了以踢派为核心的革委会。杨得志司令员和68军张至秀军长指示驻徐部队继续做好思想转弯工作。
9月5日,中央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规定:当劝阻警告无效时,解放军有权实行自卫还击。
1968年以后的几年里,徐州市先后开展了“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运动和深挖清查“五·一六分子”。由于派性作怪,“五·一六”分子”越挖越多,既有“踢派”又有“支派”。还出现了许多私设公堂、刑讯逼供的情况,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群众中流传着“‘五·一六’,家家有,不是亲,就是友”的顺口溜。仅一个徐州市就挖出了6000多人,使社会矛盾再次激化。
1974年军管干部已全部撤出,徐州“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踢派”占领了徐州市委大楼,拒不撤走。1975年2月,“踢派”又抓市委领导人,冲击机关,使徐州的局势紧张起来,本已混乱的徐州铁路运输更加恶化,领导班子半瘫痪,调度不灵,站内线路堵塞,危及全路,影响全国,引起中央的重视。
1975年3月9日,在邓小平“整顿”的指令下,刚刚上任不到二个月的铁道部部长的万里带着中央9号文件和工业书记会议精神,会同江苏省委负责人到了徐州。
万里,解放前一直在山东工作,淮海战役时曾负责后勤工作,文革前担任北京市副市长。
他首先拿徐州铁路分局的派性开刀,3月10日由市委书记汪冰石(文革后任江苏人大副主任)亲自指挥,徐州市公安机关、民兵指挥部派出人员,将大搞打砸抢的“踢派”为首分子顾炳华(原徐州物资局技术员,徐州“工总司”头头,市革委会常委,后判刑18年)逮捕。
据说逮捕顾炳华出自邓小平之口,在一次讲话中说:“徐州不把顾炳华抓起来,安定得了吗?”。
当年还有一个“踢派”风云人物是铁路的杨正祥,原为铁路工人,曾任徐州革委会主任。据说是一次武斗的总指挥,后来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劳改队呆了十九年。2004年向徐州中院鸣冤并立案,案件一直拖着不办。杨正祥不停地上访告状,多次到北京、南京和市政府、法院及公共场所散发材料。要求平反和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此问题直到2010年仍没有解决,杨正祥还在上访中。
当天下午,徐州市委分10个会场召开大会,由汪冰石宣读《三·九通告》,宣布逮捕坏头头顾炳华。接下来的几天,又拘留了几个打砸抢的帮派分子,并将他们押往南京分别关押审讯。
3月10日,万里亲自主持召开了徐州铁路分局全体职工、家属万人动员大会,并邀请了驻徐部队排以上干部参加。
笔者有幸参加了这次大会。会上万里这个小干老头口齿伶利,声音哄亮。一会儿严峻,一会儿谈笑风生。
他在会上点了几个派性头头的名字:“听说你们这儿有个杨坡兰(事实上杨坡兰是青岛的)闹的挺凶的,把她抓起来嘛!”。记得还点了一个不是铁路的“支派”头头张晓阳,是三中的学生。
虽然说的轻松,透露出的是一种威严,一种坚决打击破坏铁路运输的决心。因为文革时期听惯了那些政治口号和官腔报告,对万里这种讲话作风感到特别亲切。
他整顿了铁路分局领导班子,他说:“我问过几位挨过整的老职工、老干部:‘还要不要像整你们那样,再整一整现在的领导人?’他们说,没有这个意思,只要他们认识错误,改了就好,要赶快把生产搞上去,再这样下去不得了。”
3月15日又在徐州召集济南、上海、郑州三个铁路局领导干部会议,协调解决津浦、陇海、京广三条干线不畅通的问题。
短短12天,徐州铁路分局的形势发生了大变化。津浦、陇海两大干线的徐州枢纽很快畅通无阻。
1975年6月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徐州地区贯彻执行中央9号文件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
《报告》反映:在整顿前,“许多领导干部陷进了资产阶级派性的泥坑。在相当多的单位中,不是用党性掌权,而是用‘派性\"掌权。这一派上了台就整那一派,那一派掌了权又整这一派。几经反复,裂痕很深。”“近几年来,那些用派性掌权的同志,又借各种运动之机整另一派的干部和群众。批林批孔运动一来,原来掩盖的矛盾爆发了。”“坏人就趁机兴风作浪,浑水摸鱼”,“打着‘揭盖子’的旗号,欺骗、拉拢少数群众,向无产阶级专政进行疯狂进攻,妄图趁机推翻各级党的领导。”
《报告》总结解决徐州问题的经验是,紧紧抓住解决领导班子问题这个关键,对派性严重的领导干部,要敢批、敢斗、敢捅“马蜂窝”,限期改正错误,到期不改,采取组织措施。对群众坚持正面教育,防止互相攻击。对极少数坏人,把他们抓起来,在群众中批判。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参考江苏的经验,解决各地区的问题。
万里也随着后来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而倒台。文革后重新出山,担任安徽省委书记,曾因推广了土地承包经验而名噪一时。1982年进入中央政治局,1988年当选七届人大委员长。
 由于68军在文革中陷入太深,1975年,为解决徐州问题,中央军委决定68军与沈阳军区46军对调。
68军移驻吉林省吉林市,1985年百万大裁军时,68军番号撤销。在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撤销番号的每一个军,都留下了自己的余脉。唯独68军,未留下任何建制单位。原军长吴怀才也以沈阳军区顾问的身份回到济南养老,徐州只留下一个干休所。
12军是根据1978年5月15日《关于将济南军区的徐海方向划归南京军区的决定》于9月15日接防64军进驻徐州。
1967年7月12军进驻安徽合肥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由于安徽两派争斗较激烈,军长李德生(二野师长,1973年担任党的副主席。后任沈阳军区司令,在国防大学政委任上离休)。军政委宋佩璋(原中野八纵,文革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后来被列为林彪集团死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后在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任上离休)在制止武斗、促进联合、解放干部、实现“三结合”等工作中,符合毛泽东讲话中有关纠正“左”的具体错误的精神,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同时,也卷入了地方许多事务,安徽方面反应强烈。此时调防,可以避开许多矛盾。
李德生军长调中央当副主席和辞职都有些莫名其妙,他后来最大的功绩是在林彪事件中的表现。在林彪出逃的关健时刻,周恩来派李德生坐镇最不放心的空军。后来有人把李德生列在林彪和四人帮线上,据说1976年12月,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
我曾陪同首长到过李德生家两次,感觉这是个很和气的人。因为李德生是老军长,军里首长到北京时,都去看望一下。他的夫人是总政组织部副处长,儿子李和平曾在我军36师任副团长,曾因中越自卫反击战虚报战果受到牵连。此时曾有人怀疑是余秋里整李德生,但虚报战果是事实,是被复员战士揭露的。至于余秋里是否借机搞李德生,无从探究。因为余秋里曾任同为南京军区的一军政委,此时任总政治部主任。
调12军入驻徐州还有一个考虑就是将徐海地区防务划归南京,理顺了军事和行政的关系。
2008年3月26日,原来徐州铁路分局管辖的在江苏,安徽内的路段正式划入上海铁路局。
对军事和铁路两方面的统辖调整,结束了徐州多年以来政区与军事、铁路方面的纠结。

徐州曝乱事件篇三:沛县“湖团事件”始末


沛县“湖团事件”始末
 
(一)引言
 
民间采风,偶得一诗,曰:
 
黄河东去寇西来,草昧乾坤今又开。
官舍三迁仍故里,沛宫空余汉荒台。
 
此诗是曾为明故孝廉阎古古先生亲笔题写碑文的“马官”所写。这“马官”又是谁?名曰马光勋。查阅《沛县志》知他是清光绪年间的沛县县令,曾在沛执政六年(1891——1896年)。从此诗可见,他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了沛县在咸丰、同治年间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本概况:两次黄灾导致黄河改道,东流入海;捻军自西东来,打乱了沛县的社会秩序;沛县县衙三次搬迁,先迁栖山,后移夏镇,最后又迁至沛城,这凸显了沛县天灾人祸之巨。这些历史事件叠加在一起,可见当时沛民生活环境之恶劣。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一件波及苏鲁豫皖四省、迁延十余年、死伤数千人的所谓沛县“湖团事件”。它惊动了朝野,连慈禧太后老佛爷都亲自传下懿旨,令人“密速查办”,可见其轰动效应之大。
“湖团事件”在《徐州府志》、《沛县志》、《铜山县志》、《荷泽县志》、《巨野县志》、《山东通志》、《清文宗实录》、《曾国藩全集》中均有或详或略的记载。此事虽然已过去一个半世纪了,但至今沛县仍保留有诸多有形的或无形的印记,给沛县带来了深远影响。
它已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2006年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马国喜将此作为其博士论文的选题。中国矿业大学副教授陈仲元当年在南京大学所写的博士论文《中央、地方政府与乡村秩序——微山湖边界冲突与协调》中也对此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与探讨。
此事因为以沛县为主,所以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沛县人民,但由于年代久远,故迄今已多被遗忘。今天,我想以笔谈的形式对此事的经过及影响作一简要叙述,意在让后人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
 
                                  
(二)背景与经过
 
1851年(咸丰元年)9月15日,黄河在丰北蟠龙集决口,决口宽185丈,以三四丈高的水头向下倾泻,大水直注微山、昭阳、南阳湖中。济宁、鱼台、藤县、沛县、铜山直到徐州长达数百里的广大地区,变成一片汪洋。沛、铜受害尤甚。沛人认为“故乡永成泽国,不复顾恋矣”,遂携家拖口,渡江南逃。县衙也不得不由栖山迁至湖东的夏镇。
1855年(咸丰五年)7月下旬,黄河又在河南的兰仪、考城铜瓦厢决口,河南、山东、直隶“漫五府二十余县”。黄河改道,直入山东大清河,经由利津入海。其下游山东曹州府的郓城、鄄城、嘉祥、巨野等县受害尤甚,人们纷纷向徐州方向逃跑。这时沛县地区1851年的洪水已经退去。由于黄水淤积,屋宇无存,故到处是一片荒草、漫无人烟。“山东昏垫之众,挈家转徙,麕集徐境”。当他们来到沛县时,看到这里土地肥美,水产丰富,又荒无人烟,于是便在此住下,他们以家族和血缘为纽带,“垦荒为田,结棚为屋”,准备在此长期安家落户。为了自我保护,他们还“修筑圩寨、打造兵器、推选首领、持械自卫、立团长以自雄”。
徐州道魏梦龄怕山东难民越聚越多,滋扰一方,遂派人强将他们驱赶回原籍。谁知适得其反,不久返回者比以前来的人更多。官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认为:“亦以居民亡而地无主也,且虞游民之无生计也,遂许招垦缴价轮租以裕饷”。沛县县衙也认为:他们占的虽是沛县的土地,但由于沛县人逃难还没有回来,土地荒着也是荒着,不如让他们暂时耕种,缴纳租税,以缓解政府的财政困难。1857年,徐州道的河督庚长派人丈量南起铜山荣家沟,北至鱼台界,东至湖边,西至丰县界,计湖荒地两千余顷,设立湖田局,招垦缴价,进行管理。于是山东移民获得了在沛县的合法居住权。
微山湖畔地既肥沃,又连年丰收,山东难民渐以富饶。他们原以为可以永享安乐了。但谁知原先逃难在外的铜山、沛县难民却络绎还乡。当看到昔日巨浸变为良田,且为山东客民之产时,则心怀不平,遂起争讼。沛民谓客民霸占有主之田,客民则认为他们耕种的原来全系湖荒,又向官府缴纳了租税,应当属于私人所有。双方相持不下,屡酿巨案。但由于山东移民人多势众,人心一致,又精通武术
,故沛县人经常吃亏。
地方当局多次出面调解,为了缓解矛盾,又于土、客交错的地方,修筑了一条南北长堤,名曰“大边”,边东移民居住的地方称为“边里”,边西属于沛民的地方,称为“边外”。把他们隔开,严禁双方越界滋事。但冲突依然不减,大边附近经常可见被打死的尸体。
1864年(同治三年)6月,山东新团攻陷刘庄寨,杀村人20多人,新团与刘庄寨的矛盾,导致该村五年中死亡了60多人。
土客长期构讼,已成不可解之仇。沛人贡生张其浦、张士举、文生王献华等与刘庄寨事主刘际昌等人先后赴京告状,清政府也多次派人前去处理,但均无效果。于是,田产纠纷逐渐演化为恶性政治事件。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外敌入侵,民不聊生,南方数省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北方苏鲁豫皖交界的地方又有捻军起义。1854年(咸丰四年)2月,太平天国的北伐军也来到了丰沛。同时,捻军与其呼应、遍地开花,徐州地区形势大乱。为了剿灭“发捻”,地方当局号召各地成立团练,以保桑梓。山东移民,遂借此之机,打着“抗捻”的旗号,纷纷创立团练。很快就在北起龙固南到铜山的狭长地带出现了八个团练,他们是:唐团、北王团、北赵团、南王团、南赵团、于团、睢团、侯团(后改称刁团),后来发展到十几个团。 从此才有了“湖团”之名。一时间,天灾、人祸、农民起义、族群争斗交织在一起,使这里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
1864年11月慈禧太后懿旨给都察院,“交(漕运总督)吴棠等密速查办”,但由于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结果只能是草率结案,无果而终。
 
1865年(同治四年)5月,清政府的主力王牌军僧格林沁亲王领导的蒙古骑兵在山东曹州被捻军全歼,消息传到北京,同治皇帝吓得掩面大哭,满朝文武惊骇失色,不知所措。朝廷辍朝三天以示哀悼。为此,清政府速派两江总督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要他火速从南京赶到徐州来镇压捻军。8月曾国藩来到徐州,沛民纷纷前来告状。说山东团民“通匪”,要曾国藩下令把他们统统赶走。曾国藩通过调查了解,认为对此事的处理非同小可,必须谨慎。沛县土民的利益不能不顾,而山东团民又人多势众,南北绵亘200余里,达数万之众,如处理不好必生民变。同时,山东移民中既有抗匪的英雄唐守忠,也有确实通匪的王、刁二团。于是曾国藩采取了高压和怀柔、折中与调和相结合的灵活政策加以处理:(1)曾国藩为“骂贼”而死的客民唐守忠等树碑立传,以示褒奖;(2)对“通贼”的王、刁二团的头目予以严惩,并命令两团团民务必在1866年农历正月15日之前全部离开沛县,返回原籍。其余不通匪的各团均属良民,可以继续在沛县种地、生活;(3)对长期赴京告状的沛县人王献华等人予以“褫革衣衿”的惩罚(但后来也不了了之)。曾国藩在左右为难中用这种折衷的办法处理,在当时不啻为上者之策。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延及十多年的湖田纠纷案,基本得以解决。
 
 
(三)团民分布概况
 
(1)唐团:唐团是最早来沛的,他们全部来自巨野,团总是唐守忠。住大屯镇一带。下辖今大屯、曹家、小屯、孔家、姚家、卞家、刘官屯、北陶官屯、西陶官屯、大山湾、北丁官屯、张圩子、后陈官庄、西仲山、东仲山、王庄、后杨官屯、前场、欢口、张庄、蒋海、杨官屯、张街、甘庄、公庄、张楼、任官屯、小屯、溪阁、许官屯、张油坊、夏官屯、三叉路、东丁官屯、小营、杨堂、庞孟庄、西明村、后大屯、大屯和龙固的一部分等数十个村庄。
唐团是山东来的诸团中实力最强、人数最多的团。1869年9月,唐守忠率领团民与捻军大战,败后被俘,拒绝投降,唐守忠与其子和其叔被害,清政府命地方为其立祠纪念,予以褒奖。直至今天沛北一带的居民还同山东巨野保持着密切的宗族往来。
(2)北赵团:黄河决口的第二年(1856年),赵团来到沛县,为区别铜山的赵团,他们被称为北赵团。其团部设在北赵楼,团总赵其忠。下辖安庄、小挖工庄、丰乐村、陈楼、李集、扈官屯、纪庄、曹庄。还有1984年划归山东的挖工庄、大挖工庄、王庄、赵庙、张庄、佀楼等。
(3)南王团:与位于龙固的北王团相区别。团总王长振,下辖高楼、王楼、北七段、北九段、小四段、三段、张阁等。后因为团总“通匪”(同捻军有勾结),团民被迫迁回原籍。该团所占土地一部分被发还沛民,另一部分作为公用。解放后这些土地一部分作为开办湖西农场的费用,另一部分为沛县各机关、学校、师范、武装部使用。
(4)新团:来沛较晚,由山东曹州举人李凌霄经营。他们来时,微山湖西畔的土地已全部被各团圈占完毕,新团只得开垦老团民没有开垦的荒地。这些土地的特点一是远离微山湖,荒地少;二是贴近当地的土著居民,矛盾纷争较多。新团下辖三河尖、黄圩子、谢庄、张庄、刘庄、能庄、侯圩子、许庄、刘桥、小朱庄、朱大庄、霍庄、陈庄、王庄、张圩子、魏庄、孟庄、马庄、杨圩子、渠圩子、杨新庄、后洼、孔庄、顺成集、前魏庄、吴庙、孙井、豆庄、头道圩子、三道圩子、施庄、燕庄、南吴庙、六合村、姚洼、二郎庙、阎辛庄、吴宅子、程圩子等。新团与沛民矛盾最大,经常发生械斗,仅五年时间新团就杀死刘庄寨村民60多人。后被官府剿灭,杀死一千多人。其土地被没收,团民被驱逐回原籍。
(5)北王团:为区别于今湖西农场一带的王团,故称北王团,团总王孚。以现在的龙固镇为中心,向外辐射,下辖姚桥、三里河、刘庄、奚阁、耿庄、前三里庙、后三里庙、二里庙、周庄等。他们在龙固建立圩寨,并在圩寨偏东处建立了办公房,人称“公句子”。后来龙固的历届政府,均以此为办公地点。1997年镇政府迁往新中心大街北侧,此公房为镇计生委办公室。
(6)于团:驻地五段,是当时沛南、铜北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团,团总于昶山,在当地威信很高。于团管理周边三个团,下辖三段、王庄、林庄、高庄、周庄、后场、厉场、大四段、袁庄、前四段、五段、前六段、七段、张庄等。
于昶山去世后,其后人于兴地继任团总。于兴地的父亲于凤五曾在张勋部下任团副,驻守长沙。后衣锦还乡,寓居前六段。徐海镇守使张星五委任其为沛铜剿匪指挥官。民国初年领导创办武装乡团。1923年于凤五接替其子于兴地为团总,遂迁居五段村。1935年他卸任后到天津投奔军阀褚玉璞,1938年病逝。后人为了牢记他的功绩,为其建立了功德碑,坐落于五段村南。另外,还立了一块“于团碑”,碑文叙述了于团从山东巨野来沛的经过。他们还为曾国藩立了一块功德碑,表达他在处理民团纠纷中将大多数山东移民授以合法居住权的赞扬。
(7)侯团和刁团:侯团位于五段南,团总姓侯。1859年因参与抢劫郑集,被官府驱赶回原籍。继任的团总姓刁。1865年9月捻军攻打徐州未攻下,但周边县城被他们洗劫一空。夏镇的沛县县城也被攻破,沛县的县衙不得不又从夏镇迁回沛县,历史上称为“官舍三迁仍故里”。
(8)雎团:团部设在铜山的十段,团总雎希昭,山东曹县人。下辖姜站、甄庄、老圩子、张庄、李庄等,因村庄较小,后统称为十段。
(9)南赵团:位于雎团以南,团民较少,仅包括赵段、戴海两个村庄。
(10)魏团:东与王团相邻,南与新团相接。离沛县较远,沛县无力顾及。后来,由山东的鱼台管理,包括闫集、肖庄、邵庄、桥庙、蒋庄、盛庄等。
 
(四)评价与影响
 
(1)如何看待这一历史事件?
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沛县地区的所谓“湖团纠纷”案,实质上是在重大的自然灾害面前,广大农民一次自发的、有数万人参加的大型移民潮,也是灾民一次十分无奈的自救活动。在移民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客、土之间的诸多矛盾冲突。因为它涉及到资源的重新分配,客、土的重新整合等一系列重大民生问题。当时这次移民在没有任何政府参与组织的情况下,这种移民活动必然会带来社会的动荡。这个问题既反映了当时农民的落后痛苦,更反映了政府的无能。今天,三峡移民在有政府组织、公车护送、出资重建、安排就业等措施的情况下,仍有诸多问题和矛盾出现,怎么能够想象当年那次无政府状态下的移民活动能够顺利进行呢!
应当看到,当时双方都是灾民,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中,大家都在生死线上挣扎。求生的欲望乃是人的本能。所以双方的争斗,实质上是客、土之间争夺生存空间,争夺土地权的斗争。这样的斗争对谁都不是好事。但许多文章在论述这件事时,其观点或隐或现都带有个人所处地域的倾向性,对对方进行指责、贬损。
另外,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曾国藩的根本出发点并非“以人为本”,而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的利益,所以不可能把灾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但在处理的过程中,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属于沛县人的土地归还沛县,属于团民新开的荒地归于山东团民;属于“通匪”的严加惩处,属于良民的可以原地继续留住。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矛盾,基本稳定了局势,避免更大规模的争斗发生。
当然沛县人一直认为曾氏“偏袒团民,压制土著”。我认为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比如,对于双方的长期诉讼,刚开始时曾国藩想以劝说方式,使其尽快了结,故他也承认“臣博采舆论,昔年铜、沛被害之家,被水而田产尽失,水退而田复被占,其怀恨兴讼自出于情不得已”。但是在多次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他开始采取强硬手段。他给沛县多次赴京告状的人上纲上线,说他们故意制造混乱,挑起客土冲突,从中借机敛财。并对他们予以严惩。吓得他们不敢再继续告状了。另外山东团民的表现也可看出问题:后来,山东团民为了表示对曾国藩的感激之情,先后在龙固和五段等地为他建立了功德碑,表达对曾国藩在处理纠纷中将大多数移民给以居住合法权做法的赞扬。有的团民家中还一直悬挂曾国藩的画像,逢年过节为他烧香礼拜。表明山东人对曾国藩的处理是感激涕零的。
必须承认,移民在沛县参与开荒,为沛县经济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当时沛县虽有一部分人表现太左,不断上告,坚决要求把山东移民全部赶走。但大部分沛县人最后还是逐渐接纳了移民,并逐渐融合为一体,这也从另一面反映了沛人之博大胸怀。时至150多年后的今天,那块历史的伤疤早已平复,作为双方的后人,我们应当牢记的仅应该是先辈的苦难,而不是恩怨。因为他们都是良民,都是灾民啊!
(2)团民的经济影响:通过十几年的开发,山东团民在北起鱼台,南到铜山的200多里的广袤地区建立起了星罗棋布的村庄,开垦了3000余顷(约合30万亩)的荒地,到1857年(咸丰七年)团民的纳税税额已占全沛纳税税额的1/10,并且,每年仍有大批山东人源源不断地来沛垦荒,建立“新团”,最多时山东团民多达5万余人。他们勤劳勇敢,为沛县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山东团民虽在沛县长期安家落户,但同山东老家的联系一直比较密切,他们把沛县的土特产如湖藕、菱角、鱼虾等带回老家。同时也把鲁西南的花生、土豆、山芋、生姜等特产带来沛县。团民利用微山湖的芦花编织的冬天取暖用具——“茅窝”不但受到沛县人民而且也受到山东人的喜爱。
(3)团民的政治影响。清末,沛县的行政区是五乡二市。,以大边为界,将山东团民划为湖陵乡。团民因为来自于山东,除了对当地官府缴纳赋税外,地方政府对他们的行政管理并不严格,基本上采取自治的方式。在地缘与血缘的纽带下,他们的语言、风俗、习惯仍保持原状。他们在行政管理上,仍以团为建制,各团团总对所属村庄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团的行政职能约相当于今天的乡、镇、村政府,其管辖范围有大有小。现在沛县沿湖的镇政府所在地,多数都是当年湖团团部的所在地。
此外,他们村庄的命名,也有其自身的特点。有的仍按原来在山东的名字命名,以示不忘故土。有的则按照在湖边开发的地段命名。如五段镇,从三段村向南按顺序排列为:四、五、六、七段。到铜山县境内排列为后八段、八段,九段、十段。有的村大,还分出新村,并在村名前面再冠上“前、后、小”等字,以示区别。如四段、小四段、前四段,五段、后五段,六段、后六段,八段、前八段等,总计村庄多达数十个。五段有民谣曰:“过了高楼向南看,总计三十里,一溜十八段。”
(4)历史的落幕:湖团纠纷曾国藩时期虽已基本平息,但边里(湖团)、边外(沛民)的矛盾依然存在。双方从不通婚。他们有时为了争夺湖产品(鱼、藕、芦苇等)发生械斗,有时为争夺水源的排灌权而火拼。死人的事经常发生,直到民国年间,还出现过沛人攻打唐团,团民日夜守护,凡十五岁以上的男丁都必须上阵。坚守了七天七夜,方才撤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局的变化,双方的矛盾也渐趋淡化,往来逐渐增多,到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双方的对立更有缓和。双方的知识分子互相沟通,建立了客土交往的桥梁,团民中的代表人物如冯子固、胡子良、孙文超等人也同沛县的知识分子成了朋友。新中国成立后,当年的行政区划被打乱,客、土混编为同一个行政区,双方矛盾逐渐消失。现在无论在风俗习惯、民情语言、婚姻关系、人际交往、子女就业等方面已没有任何隔阂,双方已完全融合为沛民了。
 
 
2015年1月22日  写于古沛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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